改革開放後,中國走向工業化。生活在城鎮裏,要把孩子培育成材才有用,孩子多反會成為包袱,沒法集中資源加以培養。所以新一代中國人多選擇少生精養的策略。
只要中西方在政治上的摩擦只停留在冷戰階段,並沒有發展成熱戰,中西方之間的經濟往還,仍會以利益驅動為主。
拜登為了重奪全球抗疫的領導地位,不惜令發明疫苗的美國藥廠股價大幅下跌。
西方企業不會長期為了政治正確而放棄經濟利益。因此,只要中國的產品性價比高,香港作為經紀人就不愁沒有生意做。香港的經濟前景,大體可以看好。
北京相信,即使初期仍有一批人會投白票,但隨着時間的增長,投白票的人會愈來愈少。反對派要扭轉這種趨勢並不容易。
不排除疫情嚴峻時,政府會立法,強制所有身體狀況適宜打疫苗的人都要接種疫苗,以助香港早日出現群體免疫的效果。
在正常的情況下,政府當然不應干預人民的宗教活動與生活上的選擇。但在面對疫情擴散的威脅時,政府就得以科學的態度當機立斷,有所取捨。
紐、澳、加三國的特色是地多人少,自然資源豐富。他們的農產品、礦石產品等都遠高於本土自己的消耗所需,除了出口別無他選。而最有能力吸納這些出口的正是中國。
阿富汗戰爭的結果顯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意志,大國不一定可以憑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便叫小國屈服,中華民族更是如此。
政府在設法壓低樓價的同時,必須設想一套方案,以避免1997年地價回落削弱政府收入的情況再次發生。最簡單的方法便是如新加坡般分拆地產市場。
我認為,在做規劃工作的初期,必須把考慮撥作住宅用地的土地訂得多一些,譬如不只14%,而是16%。有額外,才可以有取捨。
特區政府在動員商界支持政府的政策時,最多只能陳以利害,絕對不可以用言詞威嚇,否則就會動搖一國兩制的根基,對香港沒有好處。
在移民潮下樓價不跌反升的景象該怎樣去解釋呢?我能夠設想出來的理由有五點。
美國的金融處境已外強中乾。自金融海嘯後,美國在貨幣供應上,能放不能收;現在還得為疫情蔓延倍增QE,嚴重影響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信任度,更何況美國政府。
泛民把香港弄成這個樣子,現在卻想一走了之,他們怎對得住香港人?
打算在香港參政的人必須明白,香港已回歸中國,而現實的中國乃由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共是不會容許以推翻中共為目的之政治人物在香港政治舞台上扮演角色的。
香港人無謂再作不切實際的幻想了,在人類歷史上國族的衝突從來沒有中斷過。中美衝突下,擺在香港人面前的只有四種選擇。
新疆佔中國面積的六分之一,新疆的很多資源都與中國的國運息息相關,中國不可能在新疆問題上向西方的不軌企圖讓步。
北京相信,只要給中國十餘年的和平發展,中國應當可以全面復興。這是北京的歷史使命,誰也沒法叫中國人民放棄自己的夢想。
我預期,今次樓市出現的小陽春不會一瞬即逝,而是會轉化為一個新的上升周期。
香港社會現時還相當分化,仍有部分人熱衷於拿這類消息來捕風捉影,製造恐怖氣氛,阻嚇有意接種疫苗的積極性。政府有責任提供更多的統計資訊,以正視聽。
特朗普的貿易戰、科技戰、文化戰,其實都有後遺症,拖下去美國自己也會受傷。因此,拜登必須調整策略。
以美國人的花錢習慣,「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天賜橫財,怎會不花得就花?在疫情的限制下,這錢只好在本土花。同一時間這麼多人增加消費,就很容易拉動通脹。
美國至今仍不願正視政黨政治所引發的負面作用,因為美國要壓制中國的一個重要藉口,就是中國沒有推行政黨政治。一旦美國承認自己的政制有問題,就很難再理直氣壯地強要中國非跟美國那套不可。
之前的路之所以這麼難走,是訂錯了目標,選錯了途徑;自從調整了路向之後,才發現「風景這邊獨好」。
美國將視香港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不會再給任何優惠。在北京看來,美國能夠做的,大部分已經做了。即便未來再向美國讓步,也不會換到什麼好處。
北京意識到,反對派正有步驟地奪取香港未來的主導權。中央政府怎能掉以輕心?所以必須完善香港的選舉方式,以確保香港的管治權不會落入西方代理人手裏。
北京自回歸以來,就一直在密切觀察着反對派的一言一行,北京今次的回應基本上是反對派自己的錯誤定位,與魯莽行為所導致的。
全港約有7300個祖堂,合共持有2400公頃的土地,面積比「明日大嶼」方案能提供的土地還要多。只要政府肯修訂新界農村祖堂地的交易方式,撤銷不必要限制,祖堂地很快就可以用來解決港人的安居問題。
有心人士反對政府填海造地,令政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光是花氣力去鬥地產霸權,並不足以協助港人自置居所。供不應求才是經濟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