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今次的「撤資」風波對港人有重大啟示,希望中央也可從中思量可否對港人多些理解和認同。
中央和特區政府難道不應該好好反省一下,研究清楚問題究竟是因為部分港人去中國化氣熖囂張?還是香港變得太中國化,迫使港人先保家然後再考慮如何愛國?
中央和特區政府難道不應該好好反省一下,研究清楚問題究竟是因為部分港人去中國化氣熖囂張?還是香港變得太中國化,迫使港人先保家然後再考慮如何愛國?
在華人中,李嘉誠的商業成就是前無古人……其實毋須參政,只要李嘉誠本着「追求無我」之心,他完全可以憑他的驚人財富、才智及影響力,推動香港的經濟、科技及民主發展,作出令後人敬仰的貢獻。
在華人中,李嘉誠的商業成就是前無古人……其實毋須參政,只要李嘉誠本着「追求無我」之心,他完全可以憑他的驚人財富、才智及影響力,推動香港的經濟、科技及民主發展,作出令後人敬仰的貢獻。
「超然論」是否特首梁振英迴避落實李國能報告中建議,把行政長官納入防賄條例第三條及第八條規管範圍內的護身符?
與其針對他說的兩句刺激性的話而大肆攻擊,我選擇全面評論他這篇講話的目的和主要內容,並指出他避而不談同樣涉及《基本法》及香港政治體制、更令香港管治不斷沉淪的一些問題。
梁振英似乎認為他的一切有為措施都是適度,不容置疑,於是「適度有為」便等於自把自為。以梁特首引以為傲的限奶令為例,這個有為措施是否適度,值得商榷。
最近發生三宗事件,顯示中央對港政策可能醞釀重大變化,值得仔細分析。
常言「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近年警方針對「公眾秩序活動」的執法行動和律政司的檢控決定,有否令市民感到擔憂的地方?
梁特首說放棄積極不干預,只是為求政治正確的表述。重點落在「適度有為」這個「新」思維上。但這「新」思維,成績又如何呢?
香港大學百年基業,一時政治風向實在微不足道。還望「明德格物」的校訓長存諸君心間,勿讓政治扼殺港大福祉。
與其重覆冠冕堂皇的空話,我建議梁智鴻主席,向支持「等埋首副」的委員或其背後的勢力曉以大義,尋求共識,然後召開會議,決定不再等首副,並即時按一貫程序,通過物色委員會的推薦人選。
梁特首敢於亮劍,當然不是除去兩人這樣簡單。利劍出鞘,應該是指向三方。不分先後,第一是公務員隊伍。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不妨回顧政府處理鉛水事件的經過,從中找出犯錯的地方,看看哪些是容易改過的人為錯誤,哪些可能涉及深層次的政治問題。
既然現在中央認為香港要放下普選,專注經濟,我們不妨從促進經濟的基本原則尋求改善內地與香港關係之道。
面對這個嚴峻形勢,我認為泛民的主要政黨,例如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應該打破固有的選舉思維,他們要認真思考:為什麼泛民政黨不可以把下次立法會選舉打造為一個決定未來政府施政的(變相)大選或普選?
「等發叔」事件,變成令國家無面的大笑話,但其中帶出一個對香港非常正面的後果,就是中央會考慮是否有需要調整對港政策的基礎。
中央應該問,經民聯有想過不等發叔,寧願事後向中央解釋嗎?為什麼民建聯會考慮這項有極高風險,即使事成也可能被批評為不君子的動作?為什麼這批有正常智商,有豐富從政經驗,和其中不少事業有成的人會這麼怕中央不高興?為什麼曾任局長的精英葉劉淑儀會變成一個沒有主見,只懂跟隨民建聯指揮的普通隊員?民建聯不是剛產生個年輕和有專業背景的主席李慧琼嗎?為什麼在整件事上,沒有人覺得有需要跟她商量?
我認為否決8.31框架的普選安排是為了更好地支持一國兩制和維護《基本法》,下面詳細解說……否決這個方案,藉此保留《基本法》規定的普選目標,讓青年人有機會繼續為心中的理想奮鬥。這才是無愧良知和對得住下一代的歷史責任。
下任特首需要做的事很多。但從政者除了只要訂立長遠目標外,更要取得短期成績,取信於人。盡快做妥三件事,可以令下任特首有個好開始。
在中央對港政策寧緊莫寬的情況下,不獲港人信任又沒有政績拿出來的梁特首,為了保住職位,便只能加倍做個疾風知勁草的愛國忠臣,將極少數人的激進行動誇大或描繪為龐大敵對勢力。
無論政改獲得通過或否決,下屆政府在管治上的首要任務就是要令港人恢復信心,前提是由中央委任的特首是一名港人信任、能夠平衡國家與香港利益,並在中央領導面前不卑不亢地維護港人福祉的本土領袖。
回歸前的香港人沒有民主,但享受良好管治。今天的香港人依然沒有人人平等的民主,更感到以往的良好管治天天退步。與其把改善管治素質的希望放在遙不可及的普選身上,或像當權者般埋怨港人不夠愛國愛港,年輕人只懂搞破壞等,不如讓我實事求是,不理「戀殖」的嫌疑,嘗試找出回歸後的港人特首為什麼在管治上比不上回歸前英國港督的原因。
現在政府把管治問題簡化為泛民事事反對,令施政停滯不前,與中央的對港政策和特首的管治手法無關,而解決辦法卻是通過先篩後選的普選安排。這好像一名病人全身感染多種病毒,而醫生的診斷是只要醫好他的感冒,病人便會康復。更麻煩的是醫生給的特效藥根本對治理感冒無效。
我希望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會就香港如何走下去進行跨黨派、跨界別的大辯論……每名選民,特別是近半數從未投票的人士都應該積極參與這個辯論,最後在投票站內投下無愧良心,對得住下一代的一票。
事實上,今屆特府把所有反對意見全部算在泛民身上,只是取巧的卸責行為。以佔領及反水貨客等大規模抗議行為例,連最激進的泛民黨派都是靠邊站。泛民政黨不能代表社會上大多數反對中央和特區的人士,是香港政治困局難以解決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認為當前急務,是中央和特區政府必須重新肯定港人認同自己的特別身份是正常而非反常,以及承認內地與香港的關係是互利而非施受;中央政府重新建立內地與香港的正常及平等關係,是香港找到出路的契機。
我認為香港走出困局的第一步,是打破2017年特首普選安排乃香港生死存亡關鍵的成見…假如這次政改不能通過,也不等於下屆特首毋須做好本分,向市民負責,也不等於香港不能在其他方面,例如管治、經濟、民生上艱奮前進。
王振民的「愛語」巧妙地反映了現在部分港人與中央就如何解釋及落實某些《基本法》條文,以至一國兩制政策的矛盾或落差。(部分港人當然不包括緊貼中央口徑,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香港權貴。)借用愛的術言解釋中央與港人的關係,今天的中央認為港人愛(國)意不濃,港人卻認為中央和依附中央的權貴變了心。下面兩則新聞是「變心」的旁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