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教育的重點在於照顧、滋養老師及學生，進而希望老師能將所學都應用在學校及課堂上，並設計出適切的教案、課程及建設學校的氛圍。
在民間用廢棄校舍，開辦自由學校，叫東京新宿學校，錄取年齡由5至20歲的學生，今天已開設多間分校。
贏在起跑線上的心態仍然根深柢固。家長為了免孩子落於人後，選校時便「擇善固執」，這些「排名榜」便成為「指路天書」。
幼兒智能的發展過程，乃因應自己在適應環境的歷程中，為求心理平衡，不斷同化、調適，納入新經驗，修正既有認知結構，經歷平衡、失衡，智能得以持續發展。
雖然社會上日漸對「贏在起跑線上」的摧谷文化有所厭惡，但似乎又拿不出甚麼方法來。試想想如果取消直資及「叩門」制度，將大部分小一學額還原至分區派位。家長還會催谷孩子嗎？
有人說，教師的角色介乎學術與娛樂之間，幼稚園的娛樂色彩最重，大學的學術味道最濃。不過，人間總有例外，還望頭戴某種光環的學者珍愛自重，在大學閉門授課的時候，「作業」不要太深！
為了讓學生有創造性，不消極中活著，南韓有人開始到山裏辦自由學校，名叫Gandhi School。
香港和內地的師範教育和教師專業發展的活動，大部分都是閱讀和聽講的過程，效果如何，請各位讀者自行判斷。
通過甘肅項目參加者大量筆記的內容，可以一窺內地教育工作者對中港二地學校教育不同的感受和心得。
「身心語言程式學」的原理是透過心智及語言，重組大腦神經系統的訊息改變個人的行為，從而達成設定的目標。
與其要適應社會，隨波逐流，不如以生命的熱情和手藝，甘願放棄物質生活的追求，一步一步，創辦自己的事業。
蘇格拉底傳授知識時，不會強制別人接受。他發明和使用了問答式教學法，通過師生共同談話、共同探討問題。
外國學生的學習生活平衡，學習有趣味，體能活動多，活動空間大。令人不禁要問：外國的月亮是不是特別圓呢？
粘巴達老師帶領着孩子在自然裏冒險學習，對孩子來說都是新的體驗和經歷。
無論富或貧，父母應當抽時間關心和陪伴子女成長，讓孩子的童年回憶中有父母的快樂片段。
中外研究均發現，建立關愛校園對學生的福祉及抗逆力十分重要。
高錕在自傳《潮平岸闊》強調背誦也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方法，對學生並無壞處。
實踐教育改革提倡的求學不是求分數，重視學習過程，鼓勵教師家長更多地欣賞孩子付出的努力。
孟子沒有長篇大論講述他的學習觀點，而是以講故事的方式演繹，讓讀者們更容易明白他的觀點。
漫步於山林之間，在最自然的環境，用最自在的心情，一步一步的走近目標。
無論任何人出任局長之職，希望他對幼兒教顧有更深入的了解，制訂政策要正確對焦，切勿藥石亂投。
今天我們已經是粵語族群的新生代，如果不及時整理，將來只會留下一片空白。
愛迪生曾說：「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靈感。發明是百分之一的聰明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奮。」
要和從前學校比較，幾乎八成的學生都會回答說：「最喜歡能在自校自由地跑動，以前的學校，就不可以了！」
幼師專業化道路，仍然是路漫漫。
耳聞目睹的觀察經驗告訴我：家長首要考慮的是有意義的學習。
在華人社會，愉快的學習生活是否存在呢？快樂的學習又是否奢望呢？
周有光對學習的看法，更包括通過比較尋找規律、內容需要廣闊的基礎、要擺脫自己的限制，他也討論到考核的作用和處分的效果，最後提到個人對當前中國教育的看法。 要比較才找到學習的規律 僅僅研究一種語言的語言學是不完備的。文字學一向專注研究漢語的漢字，連非漢語的漢字都不在研究之列，其他的文字就更不會成為研究對象。文字學創始於中國，但是國人只研究漢語的漢字是不夠的，因為沒有比較就不能發展。故此，周提倡一定要建立「比較文字學」，比較以後就可以看到規律，並且寫了《比較文字學初探》一書。其後他更從世界文化探視中國文化。 學習的目的和知識的分類 有人把「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翻譯成「博雅教育」，周認為不好，因為層次被拔高了。但是「通識教育」這個譯名也不完善，因為它忽略了general education所包含的「自由」思想。周認為general education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基礎知識，也可以說是「工具知識」。他們在中學時代稱之為「國英算」，即學校裡只有國文、英文和數學設有考試，小學生和中學生要把這些工具知識學好。現在許多人有個錯誤的認知，以為學好了中文或者英文就是有學問，其實中英文都是工具而已；第二個組成部分是「純知識」，大學生要利用「工具知識」來學習「純知識」。現在的學生苦，主要是中學時候基礎知識沒學好，進了大學還要補英文，苦不堪言。周在中學畢業時，英語已經講得很流利了。老師怎麼訓練他們呢？他舉例說明，例如「老師出了多個題目，你去抽一個，給你五分鐘時間準備，然後你就上台講這個題目，訓練思考和演講的能力。」 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任君選擇。它的理由是：還弄不清楚專業，你就自己定了，這是不好的。所以周在一年級的時候選了一門語音學，讓他對語言學慢慢地有點兒瞭解。不過，周後來修讀的專業是經濟學。 在北大百年校慶時，美國哈佛大學校長說，我們培養學生，要使文科學生瞭解理科，理科學生欣賞文科；大學的目的不是培養專家，而是培養完整的人格，是一個完整的教育。這和我們提倡的全面發展相近。周比較蘇聯和美國的教育：蘇聯旨在培養專家，學生一畢業出來就是很好的工程師；美國不去培養高級工程師，大學生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很大。兩相比較下，兩種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變得更清楚了。 通識教育的好處，就是可以選修的課程比較廣泛，學生同時學到了自修的方法。周在大學讀書時，主修的是經濟學，同時對語言文字有興趣。因為「受了通識教育的好處，知識基礎比較廣」，所以改行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太大的困難。 提倡漢語拼音的基礎 周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對語言產生興趣。甫進聖約翰，語言生活就完全改變了，因為聖約翰一天到晚都講英語，除了中國文學和歷史以中文授課，其餘一概用英文進行。用了英文，就知道英文的方便、字母的科學管理方法，一系列的事情都不一樣。不僅僅是字母的問題，管理也是重要條件，英語的管理方式無法應用在漢字上。 「拼音字母不是代替漢字的，是來幫助漢字的」，這是很重要的一點。拼音字母讓國內廣大的群眾，特別是文盲群眾能夠從文盲的狀態走進中國的文化。所以，有人說拼音字母在中國國內是一把文化的鑰匙，有了這個鑰匙就可以開啟文化寶庫之門。在國際上，它是一個橋梁，使中國文化走到外國，使外國文化也走進中國。 學習要擺脫自己的限制 周曾說：「觀察自己的一生要跳出自己。」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從中國人的識字問題，發展到看世界文字的發展；探討比較文字學，進而深入研究人類文化發展的規律問題，周把研究結果編成了3本書《世界文字發展史》、《21世紀的華語和華文一一有光耄耋文存》和《有光百歲新稿──歷史進退匹夫有責》，它們分別在周80歲，90歲和100歲時出版，實在令人不得不驚嘆。 這些看來是微不足道的學習方法，對周來說，卻是「終身遵行，自覺有益」。 學習的性質 周主張「讀書按比例」。既要讀文藝欣賞的書，更要讀知識理性的書；一方面培養形象思維，一方面培養邏輯思考。偏食病不利於保護健康，偏讀病不利於發展思維。 影響周學習的因素 周說：「提倡文字改革的人都從簡單的感性知識出發。比如說，外國的打字機多方便啊！中國沒有啊！中國人要花那麼多年（的時間）學文字，還學不好。甚麼科學都不能學啦，等等。這些理由都很膚淺，所以一直到解放初期有水準的學者看不起文字改革運動。看不起是因為（提倡文字改革的）這些人的水準低嘛。」所有群眾運動都是水準低的，然而群眾運動是進步的，是推進歷史的，所以不能完全否認。周說「是受了西洋啟蒙運動的影響。你不能只看本國的文化，你要看未來，要看未來的發展，要有群眾的觀點。」他說：「你要注意到大多數的人，注意到國家的前途。這兩點是舊的學者所缺少的，因為他們看不起窮人。中國歷來是把古代的東西弄好了，考八股文做官嘛！走這樣一條路。改革是一種革命思想，是到了清朝晚年才慢慢地擴大出來，所以群眾運動都是水準很低的。有時候他們的宣傳文章很幼稚，沒有說服力，所以我想我應當研究怎樣把這種改革跟學術掛鈎，把文字改革跟語言學、文字學掛鈎。」 考核的作用和處分的效果 周強調學習應該是自動的，不是強迫的。這種教育思想和方法與我們現在的很不一樣。周在中學時，「每學期也要考試排隊，平時則沒有，老師也不會處分成績差的學生，不會看不起他們」。處分學生不是一個好辦法，因為它會壓抑學生的思想和精神，影響完善人格的發展。 周對教育現況的看法 周說：「我們今天教育為甚麼搞得這麼糟糕呢？因為我們沒有科學的教育學，當然教育搞不好。為甚麼沒有科學的教育學？因為中國沒有引進科學的教育學。我們今天引進了國外的自然科學，至於社會科學，現在只引進了一個部分──經濟學，因為我們要發展經濟啊。至於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還差得非常遠。」
環保不是一個學科，更不是要規避懲罰的遊戲，它是物我關係以至人我關係的修養。就讓我們一起撫心自問，尋找那份成長的感覺吧。
只要幼師的專業仍然不受尊重，幼教繼續以市場化運作，家長越俎代庖的情況便不會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