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發展不是炒出來。」對於中央在國慶節期間祭出「放水」大招，譚新強並不以為然，他相信市場仍是最佳分配有限資源的方法，效率遠遠高於計劃經濟。
如果不改變傳統「士農工商」式的制度安排，我們將面臨失去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政府需要為民企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解決民企在創新過程中遇到的資金、人才和技術等方面的難題。
這是一個不同的時代。新的要求並未阻止人們或組織的創新嘗試。大量年輕的民營企業家再次湧現，他們正試圖在新的創新大潮中分得一杯羹。這一次，他們會專注於硬科技創新，通常與數字技術密切相關。
我認為繼續賣地不但無助紓緩中國房地產市場現存的問題，還可能令問題進一步惡化，令國家最終要付出的代價更高。
國企和民企在中國經濟中有着不同卻互補的作用，儘管它們在某些情況下存在競爭，而在一些民營企業眼中，它們與國有企業的競爭時不對等的。但這兩種類型的企業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都非常重要。
自從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不斷地透過「試驗、學習和調整」的機制，並運用它大規模的組織能力，使整個國家具備高韌性的發展，在困難中始終擁有一股向上的力量，這是我認為中國可以的原由。
想當初，國內上市的隱形成本非常高，而且有很大的不確定因素。海外上市，一般明碼實價，合乎條件，按規付費，一不小心上市成功了，香港會讓他們「飛上枝頭變鳳凰」。
為了確保統一大市場的建設，中國政府需要確保競爭環境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政府應該鼓勵適當與正確的競爭，同時確保規則的公平性與透明性。為此，我們可以期待未來更多的民營企業和跨國公司加入中國市場的競爭。
《經濟學人》最近指出近年不少民營企業透過買入中小銀行股份來換取借貸的優待，報道更估計內地有接近兩成的民營銀行，與當地民企有密切關係，恒大只是冰山一角。
國家不夠錢，就會想到民間的錢，中外一樣，古今如是。所以，文件要求商界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聽黨的話，下一步甚有可能出現的是：在黨需要錢的時候，你就要乖乖奉獻。
中共歷來擔心，民營企業主賺了錢，就會財大氣粗，甚至富可敵國。所以，到了某個時候，中共就要把他們收編，要求他們入黨才安心。
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儘管人們討論結構性改革已經很多年，但迄今為止誰也不清楚中國的結構是什麼？很多人還是深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結果各級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根本不符合中國國情。
營商環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不過，在中國的特殊環境裏，人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至少必須思考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包括意識形態傾向性、法治環境、國有與民營企業之間的利益衝突、政府的改革及其政策偏好。
內地對調控經濟具備經驗，經濟大指標都可以保，要提升及改善民營企業的問題難度似乎相對有限，問題仍然在於誠意及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