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憲法、法制建設、領導幹部任期制、年齡限制、集體領導體制、幹部任用制度、基層治理等，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鄧小平時代確立起來的。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已經走過了70年的歷程，基本上經歷了三大階段，並在創造性探索的過程中造就了一整套新體制，適應今天這個時代的需要。
十八大以來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反腐敗與預防腐敗，最重要的就是十九大正式成立的監察委，成為平行於執行機構的獨立機構。不過，在整治腐敗和亂作為之後，現在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即「不作為」。
筆者並非科班出身的經濟學者，而是關心民族前途國家命運的普通知識分子。但是，我認為面對這輪中美貿易戰，不能只局限於經濟學家圈子討論。
中國新時期面臨怎樣的內外部風險？風險的根源無非來自兩個方面，即內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而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通過可持續的發展而加以避免。
從「內部三權分工合作」這一新制度的進展，我們可以透視中國改革今天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的制度根源。
可以預見，如果解決了一些關鍵問題，「以黨領政」基礎之上的「內部三權」制度得以確立，並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若不能解決，體制的變革仍有可能再次回到80年代的模式。
在政治領域，90年代的「小真相」改革意義並不亞於「宏大真理」，構成了鄧小平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