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7日
之前，我從未來過Palo Alto ，沒想到第一次來便是在暖洋洋的陽光下陪教授走最後一段路，為他扶靈。
近年教授年紀大了，走路有點蹣跚，在香港和他見面時總會扶他一下。但是，沒想到這次是和教授這麼近。扶靈共六人，我是右排最後一個，靈柩是腳先出教堂。如是者，我扶的部分，就是教授的頭和右肩膀位置，猶如他沉重地睡在我手邊。一段短短的20、30米路，把教授送上靈車，然後跟隨靈車走到教授墓地，再徐徐把靈柩移到墓井之上。在這十分鐘的過程，想起30年來段段往事⋯⋯
施恩
很遺憾，我不是陳教授的學生。可是，在我人生的兩個黑暗時刻，都是得陳教授提燈引路，帶我走出陰霾。
大學本科三年裏，我從未修過或聽過陳教授的課。大學本科我是唸中國歷史的，在中文系。畢業時一腔熱誠，已知林天蔚教授還有幾個月便退休，我仍勉強林老師收了我做個算是關門的不肖弟子，並可以留校邊當助教邊唸碩士。可惜的是，在林老師黯然退休後，我的固執使我成為了中文系的棄卒孤兒，情況就有點像在球場和電子遊戲機中心遊盪的慘綠少年。
是緣份吧，當時歷史系的助教廖德華是我從中一開始的同班同學，我时常在本部大樓地下他的辦公室留連。德華是陳教授的高足，我很多時也在他的辦公室裏見到教授。原来陳教授和先師林天蔚教授是好朋友，愛屋及烏，所以很多時陳教授便拉了德華和我去港大的高級教職員休息室吃午飯。如是者，陳教授便收留了一個在大學漂流的孤兒。兩年下來，飯間和閒聊時得他不時訓誨，增廣見聞，獲益匪淺。
不少人批評陳教授為人霸道，但他的「霸」，其實就是他急公好義、任俠性格的體現。在他一生中，關愛和幫助了無數的朋友和後輩。他見到不平的事，會江湖仗義，動用他所有的資源，出手相助，而且事情過後，從不提起。我就是其中一個受其恩惠的人。
我棄走中文系後，一邊在市政局下屬一文化部門工作，一邊修讀法律。1992年時，報紙媒體爆出了該文化部門一宗剽竊醜聞。可能是由於我對上層偏袒涉事者的做法提出異議，堅持涉事的書稿是明顯的剽竊，就巧合地突然被調往一個偏遠的地點上班（可以理解為「被放逐」或廣東俚語的所謂「守水塘」）。這無疑對兼讀最後一年來說是個挑戰。與此同時，陳教授也從媒體中得悉剽竊之事，並向我查詢。他在知悉來龍去脈後，親自打電話約見當時的市政局官員，闡釋他對剽竊的看法和學術操守的應有原則。過了兩周，又巧合地該部門突然撤回對我的調職命令。我便留在原來崗位上，最終完成法律課程。我深信，如果沒有陳教授挺身而出，仗義執言，捍衛學術操守，我這個徬徨青年，就無法得以重生，轉投法律界。整件事情，除了陳教授和我之外，只有那時義務當陳教授助理的文灼非兄和好友廖德華知道。自1992年至陳教授辭世，他一直再沒有提起這事。教授不單是個施恩不望報的人，而且也是施了恩也隻字不提的仁俠。
在這裏，我把這兩宗已封塵的私人往事寫出來，除了是要向教授再次表達衷心的感激外，也希望以我自身的例子，讓更多人知道教授的俠氣仁心。
文字
法律講求文字精準。陳教授語言精煉，人所推許。他對遣詞用字尤其嚴謹。陳教授整個大學及研究過程都是在美國修讀，這固然是他英語掌控力強的原因之一。但是，他的英語水平之所以如斯突出，據陳教授所說，是因為他在史丹福大學唸博士時，很多時是在法律學院的圖書館溫習和準備論文，精煉的英語就是和那些法學院同學一起混出來的。知道這個背景後，那就不難理解陳教授的英文為何用字那麼「絕」，暗藏珠璣。
陳教授對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邏輯和關連性特別關注。我記得上世纪有一趟他回港，住在九龍酒店。那時，饞咀的他愛吃自助餐，我便約他在酒店餐廳吃自助餐。在碗碟狼藉之際，他就「警告」我（其實他是在批評別人的英語水平），寫文章不是做自助餐，每款菜做得好又怎樣，編排沒層次就招數散亂。文章要「骨子」，必定如單點菜式（a la carte），上菜要有次序，每道菜之間要有脈絡，要有故事，要有層次。那次之後，我沒再和他吃自助餐了; 但我每次吃自助餐時都想這事，每次修改同事的信函和文稿時，都告訴他們這個故事。
旅遊
早幾年有一本挺流行的書叫The Earth is Flat。其實陳教授在20多年前（！）便提出了一個近似的看法：「世界將邁向全球化，年輕人必須要有國際視野，才能看通前路。」陳教授十分鼓勵年輕一輩出外深造和旅遊。當然，陳教授自己也喜愛旅遊，他故居書架上藏有不少旅遊的書籍。
每當我談到去歐洲出差，陳教授都會提供他的「指導意見」（但基本上是指令我必須按他編排的行程走）！曾經有一次我往德國和英國出差，給他預先知道了，他便在電話上告訴我應該怎麼走，什麼先去柏林，再去巴黎，然後布魯塞爾、蘇黎世、倫敦、紐約、三藩市，再返回香港。他說了整整個多小時，而且忘記了我那趟是出差而不是渡假。最後，我在電話上大膽地和他開了個玩笑：「陳教授，這樣路綫其實可以考慮用來洗黑錢！」
我每次去倫敦，都會去泰晤士河南岸（South Bank）走一趟。原因是20多年前第一次到倫敦出差，有天早上我在國會大樓前收到陳教授的電話，他知道我的位置後，就「建議」我從國會大樓走到泰晤士河南岸的萬豪酒店，經過泰特現代藝術館（Tate Museum）、博羅市場（Borough Market）、薩瑟克座堂（Southwark Cathedral）， 一直走到Tower Bridge，再過河的北岸經過Tower Hill，並在公園左側門口的小食店吃一份炸魚薯條，然後才可以回到利物浦街的辦公室。果然，沿途見到倫敦金融城外的另類景緻。自此之後，儘管南岸貌觀屢有改變，但我每次到倫敦都會在清晨或黃昏時沿着這路線走一趟，末段就在那小店來一份炸魚薯條。
Ming, 那份炸魚薯條份量實在太大，相信只有你才能把整份吃掉！當然，往後我也一定會找個機會，嘗試一下你一直推崇備至的倫敦The Savoy酒店裏的餐廳。然而，遺憾的是，已沒有您在旁導賞，聽你再次娓娓道出孫中山和邱吉爾在這飯店的故事⋯⋯
身後
陳教授無疑是一位眾望所歸的奇人，他的凝聚力很強。在Palo Alto的葬禮上，見到的不單有他的親友朋輩，當年的港大學生，還有一大幫灣區的年輕人。他們晝夜不停，為陳教授的身後事奔波張羅；直至今天陳教授已離世個多月，他們仍然繼續騰出周末周日在陳教授的故居整理陳教授的遺物和藏書。雖然陳教授獨身未有子嗣，但這群年輕人的盡心盡力，尤如家人一樣，難怪從來未聽過教授有寂寞的時候，他身邊的家人還挺多的。
陳教授的墓地很漂亮，在和煦的加州陽光下，墓園的嫩草更顯得綠油油。這塊好地方是教授近年為他和陳老夫人買下的。此時此刻，他已逍遙自在，一臉安詳地長埋於綠油油青草之下。此後，想起加州的陽光，除了會想到新奇士橙外，就會想起陳教授那孩子般溫暖燦爛的笑容。
Ming, Bon voyage！願你旅途愉快！
2018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