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經濟取得較好開局但固有矛盾並未緩解之際,「權威人士」通過《人民日報》再度發聲,引發海內外密切關注,特別是其「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 U 型,更不可能是 V 型,而是 L 型的走勢」的綜合判斷,獲得各界高度重視。儘管先前不少人士也有相近認識,但是,此番由「權威人士」表達,自然有着重大的政策含義。
反彈期待幻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番表述居然令國內資本市場頗感錯愕,當日滬指跌幅近3%。這顯示,市場還未為此種走勢做好準備。近幾年來,海外對中國經濟增速變化亦持頗為矛盾的態度,一方面承認放緩勢在必然,甚至將增長目標下調視作推進改革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增速每有下滑,總有人士大驚小怪;每次些微的反彈,總有人備感興奮。資本市場隨之起伏,雖有現代金融市場的「放大鏡效應」,但其未為中國 L 型走勢做好準備,實乃主要原因。鑒於「權威人士」強調,「這個 L 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適應中國經濟增長向中高速轉換,改變預期,調整行為,應當是海內外實業與金融人士均應嚴肅面對的基本課題。
在海外看來,未來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清晰。受益於前期刺激政策,中國與西班牙一道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一期《全球經濟展望》中僅有的兩個2016年增速預測上調的國家,而絕大多數經濟體增速預測均遭下調。然而,未來中國的政策重心轉向結構性改革,海內外近期對以螺紋鋼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市場趨勢性反彈的期待,也將幻滅。
那麼,應如何認識 L 型走勢?不囿於一時,而以歷史眼光看待中國增長,更有益於得出可靠結論。按匯率平價計算,1995年,中國人均收入不足800美元,2005年上升至約1,800美元,2015年已達約8,000美元。這一「追趕故事」令人震動,不過,這也意味着,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必然邁入中低速增長期。薩默斯等國際知名學者在對全球高增長經濟體研究後認為「實證上來看,向均值回歸是經濟增長最突出的特點」。定體雖無,大體則有,中國的高增長終有盡時。
當前,中國經濟如此受人關注,也與其巨大體量密不可分。同樣根據匯率平價,1995年,中國 GDP 總量不足美國的十分之一;2005年,這一比例上升至約四分之一;2015年,中國經濟規模已達美國六成。若按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經濟總量已與美國不相伯仲。這意味着中國經濟的風吹草動都會影響國際貿易和金融市場。學者們還發現,緊隨持續高速增長期的,往往是並不平滑的增速下跌。海外人士對中國經濟增速下行深切關注,亦在情理之中。
為L型增長做好準備
理解和順應這種 L 型走勢,更重要的是關切和助推中國以改革替代刺激的行動方略。IMF 在對中國的2015年第四條款磋商報告中估算 ,如果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得以落實,短期內(2016年)增長會減速約0.5個百分點,但2020年增長會提速約1個百分點。因此,正確權衡短期與中長期的關系,就需要按照「權威人士」所說:「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供給側是主要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必須作為主攻方向。需求側起著為解決主要矛盾營造環境的作用。」
既然趨勢不可違逆,全世界,包括中國自身,都需要在心理及行動上,為 L 型增長態勢做好準備。
近年來,海外固然不再期待中國像2008年「4萬億」計劃那樣,獨力支撐全球需求,但是,出於自身利益,往往對中國經濟放緩造成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存有微詞。其實,IMF 等機構的分析顯示,中國對大宗商品市場的影響主要在鐵礦石、銅、鎳等金屬商品,而非石油。因此,將沙特等國由石油政治、地緣博弈等多方因素引致的財政經濟困境歸咎於中國並不公平。巴西、澳大利亞、加拿大等金屬商品出口國在過去享受的繁榮,自然緣於中國巨量需求來烈火潑油。在中國增速轉換後,這些國家應做的和能做的,只能是加速自身結構調整。
中國自身亦當調適心理,認清經過金融危機,外部環境已發生滄桑巨變。曾幾何時,商務部門全力提振出口,只能事倍功半。不少國內企業寄希望於通過「走出去」消化過剩產能。其實,不少發展中國家無力承接中國擬轉移的產能,對中國企業頗為抵觸。淡化經濟刺激,不僅為切實去產能起釜底抽薪之效,也為防範去產能可能帶來的就業、金融風險創造了更好條件。用來勉強維持過高增速的投資資金,可轉而化解不良貸款,妥善安置員工。
後金融危機時代,世界正步入以制度、規則構建為特徵的「新一輪偉大的全球化」。但是,當前各國增長乏力,民粹主義之勢泛起。中國理應以更開闊的胸襟謀求開放、共贏。中外企業熱切盼望在中國有一個「公平競技場」,這與供給側改革的內涵是高度吻合的。如此,對於同在一個屋檐下的中國與世界各國來說,L 型走勢是挑戰,更是機遇。
原刊於《財新週刊》,本社獲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亞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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