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問題」

「青年」之所以成為「問題」，皆因社會有病。青年人不是一個利益團體，也不是功能組別；他們是人生中的一個階段，年少氣盛、追求理想，且勇於行動。正因為他們沒有利益的包袱，所以青年運動通常都以追求公平、正義等理想為目標，是「務虛」的。其他年齡層的群眾，也許未必完全同意他們的訴求，然而都會肯定他們的勇氣和承擔。揭開近代中國社會改革重要一頁的五四運動，就是一場青年運動，以學生為骨幹，時為1919 年（明年剛好100 年）。一大批中共元老就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與者。

香港近年幾場大型社運，都以青年人為主力，2012 年反國教更由中學生帶頭，其後的雨傘運動（2014 年9月）也是由多個青年組織牽頭。國教一役，源於中學推行國民教育，中學生是首當其衝受影響的一批，他們群起抗爭可以理解；但到了後來的抗爭行動，已轉移到爭取普選、擴大民主化，更蔓延衍生出「港獨」、「自決」、「抗中」等政治綱領，超出了「爭取切身利益」的範疇，令一場學生運動演變成政治運動。

如雨後春筍般冒起的青年組織，有主張「獨立」，也有主張「自決」，由街頭抗爭走向參加選舉，試圖顛覆傳統的建制秩序。香港的政治評論習慣以「泛民」和「建制」作區分，但其實加入議會、走「議會鬥爭」路線，也算是建制派的一分子，因為議會就是建制一部分。如果不認同或否認建制的合法地位，理論上是不會──也不應──加入的。對特區政府來說，議會作為建制的重要機構，其成員的政治主張到底會否有底線？如果有，底線是什麼？

DQ 標準何在應講清楚

從2016 年開始，接連有持激進主張的青年人被指提名資格無效，被禁止參加選舉。被禁的理由，從「不擁護《基本法》」，到所屬團體主張「港獨」、「自決」都有。最新個案是，香港眾志的周庭被選舉主任指「因其政治聯繫」而決定她的提名無效。

按政府高層的口徑，選舉主任是依法作決定，不是以政治聯繫去決定參選人的資格。這些說法難以入信。從北京警告要防止「港獨勢力」抬頭開始，中央要落實「全面管治權」的重要一招，就是肅清「港獨勢力」的影響，並從各方面堵截他們進入建制，DQ（取消資格）參選人就是其中一環。選舉和被選權是重要的公民權利，不能隨便取消。「依法」作出決定，到底所依的是什麼法、標準何在，都應該講得清清楚楚。這是「重大政治問題」，絕不應該由選舉主任（理應只是依行政程序決定候選人資格）拍板。

由於「防獨」成為了北京的首要關注，可以預見日後的各級議會選舉，都會陸續有參選人被DQ。選舉主任成為表面上應該是中立，但其實是承擔着重要政治任務的把關人。這種畸形現象，混淆了公務員的行政職責和加諸他們身上的政治任務，有違當年問責制把政治問責（主要官員）和政治中立（公務員）分開的原意。政府應該早為之計，不能對這個問題置之不理、視而不見。

香港在不同世代都出現過以青年人為主體的社運。然而隨着時間推移，年輕人多會從憤世嫉俗成長為世故圓融，在事業、家庭或其他興趣上找到出路和歸宿，部分更會加入成為建制一分子，從抗爭者搖身一變而成制度的捍衛者。我們現在看見不少在政府或政黨中「上了年紀」的當權派，部分都曾經走上街頭，或是在制度中被視為異見人士，但最後都成為建制的支持者。很明顯，如果現行體制無法成功吸納當下抗爭的年輕人，他們將會聚合成為建制的破壞者，動搖社會的和諧穩定。

現在由選舉主任出手DQ 參選者，即使遇上司法覆核「翻案」，相信最終也難逃中央「加持、認可背書」的一關。換句話說，DQ 政治上「不及格」的人選背後有強大的政治支持，要激進的年輕人「出局」可說是毫無阻力！

從多個民調的實證顯示，獨派和自決派傾向在青年人當中頗為普遍，他們未必在政治上認同「獨立」或「自決」，但更廣義的香港人身分認同，往往成為年輕一代價值觀的最大公約數。具體而言，「香港人」身分代表的是先進、自由、文明。打壓一批年輕的政治活躍分子，就形同打壓香港的價值觀，或是大陸硬要香港人承認「香港不如大陸」。這種牴觸情緒，隨着愈來愈多的DQ 個案，將會發展成為更大的反建制、反政府、反內地的力量，令年輕一代更加離心。

從客觀效果衡量，香港的青年政策是失敗的。過去的傳統做法，是希望藉中港交流增加了解，以拉近兩地的距離。事實證明，光靠交流或許可增進認知，然而「認知」卻無法昇華為「認同」。從2003 年開始內地推出自由行，為香港振興經濟，「內地救港」的說法即開始蔓延。自由行雖為本地消費打下強心針，然而其帶來的社會問題也不少，更嚴重的是凸顯了兩地融合中的各種習慣、行為以至價值觀的差異。這些深層次矛盾的暴露，加深了不少港人對保持「優越身分」的焦慮，針對內地的行動也隨之陸續發生（可參考尹寶珊、鄭宏泰〈身分認同：對中國的「重新想像」〉，201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