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還是漫天口號、理想索價、政治狂飆的年代，文化大革命仍然鬥得你死我活，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局內迷失，局外看見滿是罪孽過失，時間為1970年。
英國學者來生想做中國人
睿智的日本宗教文化研究學者池田大作與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展開長達十天的對談，兩人不爭一時的氣短急速，反以宏觀視野，穿透歷史，談文化說世界話未來。池田大作記述湯恩比對中國寄予厚望，在回答池田的詢問：「如果再生為人，博士願意生在哪個國家，做什麼工作？」湯恩比直截了當回答：「我願意生在中國。因為我覺得中國今後對全人類的未來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為中國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種有價值的工作。」
湯恩比同時清晰論述中華文明精神遺產的優秀資質，又預言今後中國是融合全人類的重要核心。
事實上，湯恩比在其不少的著作中都顯示，他對中國的期盼，是源於中國過去悠長的歷史文化與歷史經驗，而這正是西方國家所顯著缺乏的。
俱往矣！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西方解構主義思潮興起，什麼也不能、不准確定，無限自我乃至自大，「歷史的成就」是氣若游絲，一切都要受懷疑、受異議，是非黑白、真假對錯，難有答案，甚或不應有答案，除了自己以外，誰說了都不算數。湯恩比說來生願作中國人，後現代思潮波瀾壯闊，「今生不做中國人」是自然而然的了，解體本是平常事，歷史紀錄、歷史文化、歷史精神早已死亡。
中國歷史科學習失自主
21世紀，旭日初升，氣魄前程更壯，特區政府課程發展處主導課程改革，具三千多年歷史文化的中史科當然不會看在眼內，能改與不能改的，最終的命運都要改；於是，盛載全世界幾乎獨有的悠長歷史文化與經驗的中史科，都要解體成四個方案（中西史合併、社會人文領域學科、校本自決及獨立科）讓師生自由奔放教與學，中國歷史科的學習失卻自主、去掉整全，生滅隨意，更談不上正當與必要性。
到今天，70,000多中學考生，報考中史科人數只有6,320人，即十個考生只有一人選考（2014年度報考經濟科是19,894人、化學是17,648人、企會財科是16,759人、物理科15,006人、地理科是12,446人）。中國歷史科花果飄零，事出有因。
課程官僚工作有守則，但字典卻沒有「認錯」兩個字。教育局於2015年1月1日的好日子，發表《「中國歷史教育」的事實與偏見》，大抵意思是教育局向來都重視中國歷史，回歸後的中史科教育並非大壞，而是不斷加強、不斷重視，文章劈頭第一行更有如下敍述：「中國歷史源遠流長，蘊含着數千年中華文化的瑰寶，也記載了百年來中華民族的復興，與我們息息相關。」如此開頁巷首的頌讚，使筆者不得不提出以下問題，歷史往來，討個公道，問過教學專業算老幾：
一、九七回歸，公元2002年，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未深入認識中國歷史科，能在獨特的香港中學裏，產生國民身份認同的重要作用，亦未有深入認識中史科學習內容，是蘊含數千年文化的瑰寶，是一門具獨特及積存深厚的學問系統。在兩個不認之下，居然把中國歷史科斬成四個方塊，使中史科在初中階段已被「搓圓撳扁」，名不正、言不順，甚至委屈地化成元素，寄生在他科屋簷下，這是十分錯誤的開始。
二、九七回歸至今17年，特別是連續三屆新高中文憑公開試，修讀中史科人數已連續三年下降剩下6,000多人，即十個中學生只有一個修讀，教育局繼續忽視該科的獨特性及重要性，竟在立法會回應議員多次質詢、多次認為問題並不嚴重，如今更以全港中學高中有近90%學校修讀中史科的虛數（全校只有個位數修讀中史，亦將之納入，算在全校修讀的百分比之內），以此求個敷衍，自我安慰。
三、自初中中史科遭拆散後，部分曾經響應分拆教授中史的學校，經過混亂痛苦摸索之後，已回歸重開連續三年、無間斷的中史獨立科，個案有所上升，但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竟又挑起波瀾，要整治已安頓的初中中史獨立科的課程內容，說要「中史與世史並重」、「豐富學習經歷」、「增添節數並擴闊國際視野」，但「中國歷史科」五字，始終不願觸及。
四、如果按教育局聲明，結語謂要對中史讀之、重之，為何不老老實實，名正言順規定全港初中都要開設連續三年、不會斬斷的中國歷史科，然後才繼續優化、繼續支援？而在高中中史科採取措施，改善繁多雜亂的考核內容，再加有決心、有力度的積極鼓勵政策，嘗試把中史科變為獨立必修必考的科目，正如當年大力橫行推動通識科一樣？讓中國歷史科能成為一國兩制下，堂堂正正、踏踏實實的國民教育的重要載體。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