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8月10日，新任全權公使璞鼎查爵士偕同巴加海軍上將抵達香港。8月21日，璞鼎查、海軍司令巴加、陸軍司令郭富率10艘英國軍艦和2,519名陸軍官兵二次北上。不到三個月，北犯英軍連陷廈門、定海、鎮海、寧波數城。進入1842年後，大清策劃了一次最大的軍事行動，意圖一舉打破東南沿海的膠着困局。清軍統帥挑選了皇家子弟奕經為揚威將軍，對外號稱部隊擁有13萬精兵。為確保師出無差池，反覆以求籤、占卜、解夢的方式，最終確定了「四寅佳期」為反攻日。充滿必勝的信心，將軍的手下提前「以北宋美麗而色彩鮮豔的院體畫法描繪了一幅凱歌高奏的戰鬥圖畫」，而奕經也通過比賽選定了宣布勝利的文告。3月10日四更時分，大清準備了四個多月的反擊戰打響了。不到四個小時，清軍部署的各路反攻，均遭到挫敗。至此，急轉直下的形勢已不可逆轉，接下來上海淪陷、鎮江失守，英國軍艦疾速開到了江寧城下，無奈之中，大清皇帝只好照單全收了《南京條約》。
相較於其後各路辦理夷務的大員相繼被斬監候和秋後勾決，琦善的迅速倒下，反而是令他在深陷泥潭時，及早得以解脫。誠如林則徐在家書中所發出的感慨：「由此觀之，雪窖冰堂（伊犁效力），亦不幸之幸耳。」1841年5月31日，道光頒下諭旨，命將琦善交刑部並派睿親王、莊親王、惠親王、定郡王、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尚書會同審理。同年8月19日，睿親王等向道光上奏會審結果，隨即被皇帝加恩釋放，命赴浙江軍營效力。
琦善受到重用
隨着中英衝突的推移，大清在各地節節慘敗。當初琦善對夷人堅船利炮的不敢稍有掩飾，對帝國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沒有底氣，從而選擇羈縻的苦心，多少讓道光身同感受。故戰事剛一結束，琦善就最早被起用。1843年1月26日，上諭賞琦善四等侍衛銜，充葉爾羌幫辦。兩個月後，以二品頂戴授熱河都統。在御史陳慶鏞的彈劾和公論反彈下，暫令其閉關思過。半年後，賞二等侍衛，充葉爾羌參贊大臣。未幾，任駐藏大臣。1846年，實授四川總督。1848年，發還琦善頭品頂戴，遷其為協辦大學士。1849年，調琦善為陝甘總督，兼署青海辦事大臣。
1850年，咸豐繼位，對外轉持強硬姿態，對內則清算打擊當年主撫的方面大員。1851年，下旨琦善發往吉林效力（未執行）。正值太平天國起事，大清屢易統帥皆不能制敵，咸豐遂起用琦善，初授河南巡撫，駐守楚、豫。後以捐餉有功，加都統銜，授欽差大臣，專辦防務。琦善和向榮分主長江南北軍事，在與太平天國的軍事拉鋸對峙中，互有勝負。1854年秋，琦善卒於清軍營中。咸豐帝追贈其為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照總督例贈恤，諡文勤。
琦善別無他法，只好妥協
如何看待琦善的羈縻？無形中，他的無奈之舉竟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寄寓泊船」遂成為後世處理夷務的範例。先是造就出《北京條約》中術的條款（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時，大清繼續對九龍城寨保有控制權），繼而影響到後輩李鴻章的談判思維。李合肥曾對梁啟超講過，認清國是，首要做好選擇，知曉輩人輩事，以士大夫有所為有所不為。在當時晚清風雨飄零的國勢下，面對西方列強，為保有中華帝國的國脈永續，作為有識之士，他只有選擇「保中原、割邊地、待來日」的妥協之道。
正是憑據「術的條款」，九龍城寨屢屢被後世中國反覆擺上外交枱面。1919年，巴黎和會後，1942年，中英重慶修約中，它都在談判的法碼之列。1946年，儘管忙於同室操戈，國民黨寶安縣政府並沒忘記在九龍城寨恢復設治。1960年代，港英當局數度以整治衛生為由，試圖拆寨遷民，最終不果，後被專家提醒，此地法理上歸中國管轄。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1983年7月1日履新，8月7日便去了九龍城寨微服私訪，引起了港英政府的反彈。對此，當時的國家主席李先念事後對許說，「自己的兒子，為什麼不能去看。」
如何看待琦善？在其所處的時代，所謂官員的優劣、忠奸全憑皇帝一言九鼎。不過天威難測，收到怡良奏摺後，道光曾大罵琦善「如此辜恩負國，實屬喪盡天良」。1848年，因實心整頓吏治營伍，道光又大加表揚「四川總督誰為最好？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絕頂聰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成辦過？」對同一奴才，主子前後竟然有如此迥異的評價？其根本原因在於，極權專制下，大臣不過就是一具木偶，任由皇帝擺弄。即便是封疆在外，也只是一隻風箏，命運始終攥在君主手中。身前道光、咸豐先後原諒並起用了琦善。身後不只猶有榮焉，且餘蔭後代。子孫分別獲委任將軍、參贊大臣和總督，繼續擔當愛新覺羅家氏的封疆大吏。責以賣國投降，實屬苛求前人。
（第一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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