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1792-1854），博爾濟吉特氏，滿洲正黃旗人。歷任河南巡撫、山東巡撫、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兼署漕運總督、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正當聖眷正隆時，作為大清欽差兼兩廣總督，1840年10月3日，踏上了南下的坎坷之道。在英全權公使懿律因病離華的當天，1840年11月29日，到達廣州。不出百日，主撫的琦善不慎倒下。1841年2月20日，道光諭令將其革職鎖拿，押解京城。又不出百日，主剿的林則徐受到第一道處分。其後在廣州戰敗刺激下，道光帝撒出更大的火氣，諭令革去品銜，發往伊犁效力。專制社會下，大臣只不過是一枚棋子，實際上無君可忠，同時也無國可賣，只能任憑皇權的操縱和碾壓。無論你主張嚴禁抑或馳禁，不管你傾向主剿還是主撫，浮沉最終無不取決君主的好惡反復，而萬千命運全繫於皇帝的一念之中。
為人傲慢氣盛
時人號稱「小琦」的琦善，出身滿洲貴族。仕途一路坦蕩，19歲時由蔭生授刑部員外郎，25歲擢為京堂，29歲出任河南巡撫，34歲時外放兩江總督，真可謂少年得志。1838年時，身兼直隸總督的琦善又官拜文淵閣大學士，已是位極人臣。其為人傲慢氣盛，頗為自負，除了倚靠皇帝的器重外，個人才幹亦十分出眾。同時代的官員曾有如此評價：琦相天分絕頂，見事機警，刑名錢榖、吏治營務，無不諳熟；究研孫武兵書，手不釋卷；延接屬員，管教子弟，意在從嚴；折奏不假他人手，諸事得體，而筆意簡潔可法。（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張為光緒時重臣，屬於新黨。逃過菜市口變法六君子喋血後，次年二月在烏魯木齊被清廷處決，下一年在英美兩國公使的要求下被平反昭雪）。
道光一直看重琦善，除了流着同樣的鮮血外，後者忠心任事是其得寵的主因。對於皇帝痛恨的「教匪」，琦善從不含糊。一炷香教本是依託道教的一種民間宗教，儘管它比較注重宗教本身的活動，主張克己順手，幾不參與造反活動。在山東巡撫任上，琦善照樣出手給予重拳打擊。南下廣州前，禁煙一直是朝廷的心疾。即使在嚴禁派處於弱勢時，琦善仍是雷厲風行，不遺餘力，從直隸治下收繳的鴉片，在督撫中名列第一。同時他還力主以重典治煙，道光十八年曾上折，奏請將開館興販鴉片及吸食之文武官員發配伊犁充軍。當英人揮軍北上直逼帝都，給主子帶來煩擾時，琦善的忠誠、幹練以及變通得以充分的展示。
由主剿轉向主撫
1840年8月11日，懿律和義律率領的英國艦隊到達了天津大沽口（白河口）外的海域。琦善和道光一樣，根本不清楚戰爭為何突然來臨。為盡快完成諭令，弄清英夷來由，身為直隸總督的他竟然打破定制，偷偷接受了英方的諮會。徵得道光批准後，他又立即派人前往英國軍艦。大度的款待，豐厚的牛羊、食品等饋贈，讓洋人感覺到在帝國南部從未見過的友善。而下人的所見所聞和詳盡報告，則讓琦善做出了變與不變的歷史性選擇。
面對天朝從未遭遇過的堅船利炮，琦善往日的膽魄消失了，態度迅速由主剿轉向了主撫，這種根本的轉變，同時已決定了他南下時的取態和命運。對英方的《巴麥尊外相致中國宰相書》，琦善則做了順應上國皇帝而大肆篡改原意的處理。在原照會中，英方先是對林則徐在廣州的強勢禁煙進行了指控，其後提出了賠償煙款、賠償行商欠款、割讓一處或數處島嶼、中英平等外交及承擔英遠征軍行動費用等五項要求。而按照「天朝文體」譯出後，英方照會被他改造成4000多字的稟帖，前面部分變成了申冤，而後面部分則成為了乞恩。一場虛驚後，反倒讓道光找回了做皇帝的感覺，居高臨下連發兩道諭旨，令懿律率領艦隊返回廣州，聽候處置。那邊廂，在用足禮數接待的同時，琦善大人給了英人含含糊糊的回應，把所有的球都踢給了將來南下的欽差大臣。
成為林則徐的繼任者
由於冬季即將來臨，大清代表又作了一定的應承，暫時南返到廣州談判，對英人來講，未嘗不是一個選項。不過從表面看，憑藉琦善兵不血刃的工夫，竟然讓大英艦隊浩浩蕩蕩的返回了廣州。對夷人「奉旨南撤」，道光帝甚是自得，在給兩江總督伊里布的奏摺批復上，自許道「豈非片言片紙遠勝十萬之師耶？」琦善如釋重負，終於把英人對付出了直隸管轄的區域。但他的暗自得意，則不足三日。9月15日，英軍撤離大沽口，9月17日，道光即頒旨，任命他為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弛驛前往廣東，查辦事件」。琦善萬萬沒有想到，因為睿智，會讓自己成為林則徐的繼任者。他更沒有想到，自己會比林欽差倒得更快，下場則更加淒慘。
尚未踏出京城之門，琦善的前路已是凶多吉少。就在琦善接旨的當天，未來的大清翻譯鮑鵬和英軍翻譯小馬禮遜曾在廣州作過一次交流，兩個第三者談到欽差南下、清英和談一事，鮑鵬用流利的英語預測道：「我想沒有人能解決這事，結果一定是叫那個皇帝哭。」道光給臣下的聖訓是：「上不可失國體，下不可以開邊釁。」此時的大清，無人能解這道悖論。以天朝僵化的體制和盛極而衰的國情，面對正處於上升階段的西方第一強國，清廷的封疆大吏中，的確無人能提得出有效的應對政策。既然做不到讓皇帝笑的話，涉足夷務的大臣，就只能以失敗者的面目而慘澹告退。守成君主的治下，採用嚴禁、馳禁、威遠、柔遠、主剿、主撫，其任何選擇都無助於在國家層面上對重大問題的根本解決，最後都無勝算的希望。其間唯一的區別在於，前一種選項至少能令當事人可以在歷史的道德高地上佔據一席之地。只不過被史家評為「知彼」的欽差大臣琦善，在萬般無奈中選擇了後一種方略。
琦善註定失敗
既然皇帝不允引起戰爭，從一開始欽差大臣琦善就沒打算用武力解決夷務問題。而清軍的實力和表現，更堅定了他主撫的決心。1840年12月4日，琦善正式接任兩廣總督。1841年2月9日，接到道光諭旨，「着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自此，他以戴罪之身如履薄冰。3月12日，上諭到粵，琦善被鎖拿押解進京。在這四個月中，大清君臣首鼠兩端，於剿撫間徘徊不定。而在上諭的遙控指揮下，琦善能駕馭的談判空間日益收窄。當中英雙方的照會往來15次之後，失去耐心的義律，最終選擇了「依照兵法辦行」，決定採用武力最低限度的執行巴麥尊的訓令。英軍所向披靡，更在一面倒的虎門大戰後，疾速兵臨廣州城下，再次印證了能吏琦善的「膽怯、示弱」並非只是「畏葸」。琦善迫不得已的「暫作羈縻」，卻又被義律騎劫和利用。面對全新的夷務，謹守食古不化的祖宗家法，琦善失敗的命運早已經註定。
4月14日，押解琦善的囚車正在前往京城的途中。金枝玉葉的靖逆將軍奕山（道光帝侄兒）率軍16,000人馳援進入廣州，百姓「歡呼不絕」，「官亦群倚為長城」。5月22日，2753名英軍發起進攻。三天後，毫無還手之力的奕山，派出廣州知府余保純出面求降。5月27日，中英雙方簽訂《廣州和約》。此後，大清軍隊退駐於廣州60英里之外，奕山一周內向英夷繳納贖城費600萬元，另賠英商館損失30萬元。5月28日，奕山發出了安民告示，現在兵息民安，爾等各在營卡安靜駐守，勿得妄生事端，查出即按軍法治罪。6月7日，英軍按約撤回珠江口外。隨後，天朝體的奏摺送抵京城，包裝過的消息令道光心情愉悅，以天下共主的姿態，於6月18日寬大為懷的降下諭旨：「該夷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朕諒汝等不得以之苦衷，准令通商」。
下文預告：誰來定琦善功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