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運動要求真普選，否定現在提出的政制安排，指所謂「一人一票」的制度不過虛有其表，認為市民大眾在特首提名及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中，其實並無平等政治權利。
我認為毋須廢除現有政制安排，其實可以透過改革以擴大政治代表性，在不違反《基本法》的原則下實現真正民主；一切應從長計議，集思廣益，以期找出可行方案。
佔領運動對政制安排作出兩方面非議，首先是道義上的控訴。「一人一票」既屬《基本法》內許下的承諾，有關安排一日未能實現，社會管治只會日益舉步維艱，要是遲遲未能恢復有效管治，建制崩壞在所難免。
抗爭的第二方面針對社會不公現象，力指缺乏民意基礎的政制一直由管治精英獨攬，以致社會包容性漸受削弱、社會公義難以伸張，經濟增長則淪為向既得利益者傾斜從中取利的封閉機制，與有助自由競爭的開放制度背道而馳。觀乎當前狀況，此等非議未免言過其實，但潛在危機實在不可等閒視之。
真民主關乎保障小眾利益
現代民主的最早範例首先出現於英美法三國。英國民主政制歷經數世紀才演變而成，期間逐步通過憲法限制王權，提高地主貴族繼而平民百姓的政治地位，最終婦女亦獲賦予投票權。
從抽象的概念出發，民主化可視為將政權從少數統治精英手上，透過「一人一票」投票方式移交民眾的過程，亦即以多數統治取代少數統治的過程。由此不難想像為何有關過程易於產生暴力傾向，即如法國大革命風雲人物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頒布法令將法王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又如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亦於1917年俄國革命中遭處決。
多數派與少數派之間若能達成協議，多數派同意尊重並保障少數派利益，則可把暴力減至最低程度；英、美就採取包容之道，因而得以儘可能減輕暴力情況，法國貴族土地被充公，分贈予農民，在隨後百年之中該國飽嚐政局動蕩之苦，期間歷經三段共和國及兩段復辟時期。
從理念角度看，與投票及選舉相關的民主建制繁多，例如憲法限制、法治、三權分立、多院制、司法獨立、政治問責、新聞自由、選舉規則（尤其是比例代表制）、有限任期及定期選舉、拉布守則等，皆專為制約由「一人一票」安排而生的大眾專制而設。
上述種種民主建制均由先行民主政體引入，旨在確保小眾利益免受大眾專制威脅，至於實際安排則各地民主政體各有不同，視乎當地具體情況及歷史背景而定。
懼怕多數統治反成小眾專制
時至今日，民主政體正面臨各項新挑戰：在經濟發展與社會及文化多元趨勢下，各地社會日見分化，以致產生特殊、狹隘的利益集團，且具龐大影響力，對民主政制發展造成沉重打擊，大多數發達國家都不能倖免。
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即政府決策備受商界權貴左右的作風，可說是現代經濟發展及多元化趨勢的眾多徵狀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其他強大特殊利益集團，裙帶資本主義並非為害最深，例如發達國家中佔少數的農業界，利用游說興風作浪，導致世貿的多邊自由貿易議程觸礁。
又例如新界東北千多名村民的抗爭，就足以阻撓新界東北發展；此外，將軍澳堆填區選址在居民反對下難以落實、重劃郊野公園部分土地用途以濟土地短缺的燃眉之急亦未能成事，在在說明舊有建制已無法化解現今社會的種種矛盾。
由此可見，小眾組織再三顛覆本來為限制大眾專制而設的民主建制，造成形勢逆轉，小眾專制無疑已擺在眼前。當今民主需要新的建制，目的不在避免大眾專制，而是為防止社會受小眾專制壓迫。
香港在環球經濟及公民自由排名榜上名列前茅，是一個多元發達的工業化城市，存在着各種特殊利益，究竟那種民主政制才適用？目前難有定案，世界各地其實也正在同一問題上探索。本地政制改革應如何向前推進？，是否應暫時放下提名委員會代表性不足兼受北京政府操控的疑慮，姑且「袋住先」，好讓普選行政長官得以落實？
北京會否偏袒統治精英？
佔領行動同時控訴社會不公現象，關注社經矛盾日深，現有政制縱使並非罪魁禍首，亦難辭乃有礙化解矛盾的絆腳石。
這種社會論說所以支持度日增，皆因當局對社經矛盾一籌莫展，使市民大感不滿。政府在此問題上愈拖延，則其保障統治精英利益、無意解決問題的印象，只會愈發深入民心，社會只會愈加埋怨北京政府支持統治精英。特首選委會及立法會功能組別被視為統治精英的橋頭堡，成為佔領運動的抗爭目標，而當局無意開放現有政制，則愈發令市民感到北京政府與本地統治精英時相勾結。
泛民陣營中出現激進分子，不但反映政制發展毫無進展，也是選舉規則有欠妥善的惡果，皆因比例代表制變成了保障極端小眾權益；此等激進分子走上街頭抗爭，行動更趨暴力。
佔領街道行動為期兩個多月，造成雙方對立的深層矛盾仍未化解，幸而雙方表現尚算克制，終能臨崖勒馬，但若政改再無寸進，則十月以來的街頭連串事件，說不定會成為日後危機的預演，本地社會只會持續分化，即使親友亦基於政見不同而意氣用事，互不瞅睬。一旦雙方但求堅持己見，不惜動員支持，則政治中立的緩衝空間就會蕩然無存。
對立雙方為求爭取政治支持而面向社會，民主於是淪為民粹，政策措施一概變成政治工具，非為大眾服務；對不滿現狀的市民而言，哪怕是政棍的花言巧語也頓變中聽。
不幸地民粹主義不只保障少數派利益，使之免受大眾專制壓迫，更是助長少眾專制。在充滿小眾利益的社會，橫行霸道的往往是結盟致勝的小眾集團。任由立場左搖右擺的小眾聯盟把持大局，狀似代表大眾利益，卻旨在欺壓其所不齒的小眾，而社會大眾則只能任其魚肉。
罪魁禍首是誰？
雖然支持政改者日眾，但對可行方案及困局元凶，依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泛民陣營至今仍靠選民恐懼北京政府的心理，作為爭取選票的籌碼，其對所謂真普選的訴求，實建基於對北京政府的介心。如此鋌而走險的策略，未免有機會主義之嫌，甚至可說極為短視。觸動北京政府的神經，民主運動難免被定性為不愛國之虞，結果難為了支持者，被迫在北京政府與香港之間作出抉擇。
要在香港建立真正民主制度，關乎統治精英與永久居民之間政治權力如何重新分配的問題；北京除非情非得已，否則毫無必要偏袒統治精英，而與本地永久居民為敵。《基本法》中既已就香港發展民主政制作出規定，北京政府若選擇作出偏袒，則完全欠缺政治智慧。
換個角度，本地統治精英自然期望獲得北京政府偏袒；同一道理，泛民對抗北京政府的策略實在愚不可及，而且機會主義得可以，只求短期內能在選舉中保住席位，不惜將民主發展推向絕境。泛民基層政治取態的激進化今後定會變本加厲，著眼於競選連任，更將趨向機會主義。
基於與北京政府為敵的一貫立場，泛民反對所謂「袋住先」的建議，聲言將在第二輪諮詢之後否決政府的政改方案，陣營中人亦憂慮一旦行政長官在2017年以普選方式誕生，便可憑藉較大的政治授權及認受性，從而凌駕於泛民之上，《基本法》第23條隨之得以通過亦未可料，但這般堅持下去，最終會發展成怎樣的局面呢！
香港有待制定既足以整合大眾意見，又能保障小眾利益的可行政治制度。似現在人人各行其是，社會分化，導致政治生態支離破碎，實無異於各地先行民主政體尚未實現真正民主的境況。本地社會分化現象難望在2017年有任何轉機，假若2017年特首普選安排未能落實，即使2017年以後分化現象亦休想有所改善。
面對兩難的困局，究竟香港應否接受「袋住先」的建議，在真正普選之路上踏出新一步？抑或任由原有建制崩壞至無可救藥？市民又能否以爭取提名委員會及立法會選舉將持續改革的可信承諾的大前題下，從而構思出未來發展的可行之道？為香港打破困境？
上述問題均有待整體社會深思熟慮，在今年作出決定，無論支持佔領行動與否，社會各界務必攜手為未來努力。決策者必須細聽民意以及撫心自問。政改發展茲事體大，無論建制抑泛民均不應在這政治關口上只顧一己私利，罔顧社會大眾利益。
構建香港政制發展論說之路系列之九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