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已盡,回首是年,佔中與反佔中兩派對峙,語言筆墨鍵盤都不夠,終於來個霸佔馬路,看誰主浮沉。筆者以漢字概括,一字蔽之,是謂「亂」。2014的亂,誰對誰錯誰要找數,誰要負上最該負的罪責,無徵不信,孤證不立,不是由早據政治立場的媒體說了算,也不是由自捧道德高地的政客及其支持者,憑着一幫一派的己見,就可導航定位;當然,政府同樣不可把亂源推諉得一乾二淨,亂後感覺良好。假如香港社會還是情理兼備的話,2014的亂,就讓歷史審視,給予一個公道的評價。
讓歷史檢視課程改革的弊病
說到「亂」字,教育現場不得不提及教育局的課程發展處的種種課改政策,那是做夢也不會有佔中發生的2002年,中學學制準備由七年改為六年,課程發展處要進行課程大改革,官僚吃大茶飯就要大胃口,膽識少點不可以,於是對傳統學科的獨特學習內容、功能與效能,未有作深入的研究調查下,手起刀落,開始對各學科進行大手術。大手術要割掉或加置安裝什麼,官僚及其支持者全權掌控話事,各學科前線專業教師不容置喙,歷史檢視幾個「醫療」個案:
一、硬把通識科成為新高中學制必修必考學科,高中三年時間,三大範疇、六大單元,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課程紙樣設計上說可以就可以,空群而出的系列教師培訓空降輔助,必有神助,再加不設教科書的先進前衞概念,而眾多新舊媒體的商業利潤眼球,亦大受吸引,最終是通識成為新高中文憑試新貴,與中、英、數三公位列同等。
儘管當時學界與民間持相當多的異議,例如通識科宜學不宜考,就算要考,都不應設風險甚高的等級考試,因為誰定通識科標準?通識怎樣框下標準答案?通識強調的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教師與學生憑什麼又如何達致此一高階思維與能力?是否每事都應該或要有批判,才能彰顯學習的成果?當時提出的各個疑問,課程發展處充耳不聞,意態堅定,政治上過關就全力上馬?如今情況怎樣?
二、設置各科的校本評核,為着免卻一試定生死,官僚想來校本評核,簡單直接,高中一年不夠,連續三年才有意思,評核才準確。但學界及民間提出層層疑慮,政府全資助的大學學額維持精英制的18%,如今校本評核又要算在入大學的計分成績之上,即是說,教師與學生除要面對高中三的一次沉重的公開考試之外,將要加上面對無數的校本評核,即無數的在校的公開試,怎辦?校本評核幾乎是科科設立,繁多雜亂,課程官僚自可分工、分科設計,從容可以,但校內的師生,特別是學生,辛苦壓力可知,怎辦?硬要推動校本評核,校校有份,別無選擇,對中學師生來說,無疑是災難一場,後遺症甚多,怎辦?當年今日,眾多問題疑團已在不同的渠道提出,但校本評核照推無礙。
三、拆散分割初中中國歷史科:港英政府年代,主流中學的初中學生,都有連續三年、沒有間斷的、獨立必修的中史科,約定俗成。在香港,中史科起着的作用是讓學生認知自己是中國人,英殖政府懷柔手法高明,拆人家祠堂是統治者的禁忌。對中史科的教學專業同工來說,在香港研習中國歷史,中學到大學,獅子山下都是福地,言論自由、民族感情、國家觀念可以並存不悖,這裏與內地及台灣相比,都顯得優勝。
中西史合併先導計劃捲土重來
我們的中史(國史)科學習,長期以來都沒有政治橫切面的干預,亦能夠可以從縱線深入探索民族、民俗、文化與地理的各個方面。可以這樣說,在香港推動國民教育,特別在初中階段國史即中史科是重要根源,國民身份認同的發酵作用很大,中國歷史上的人情故事無數,文化精采之處很多,幾千年歷史的存活,世界罕有。
當2002年對中史科認識不深的課改官僚,淺薄地硬要將初中中史科分拆打散的時候,學界及民間同樣發出強烈反對的聲音,但課程發展處同樣要硬推,分成校本自決、中西史合併、個人及社會及中史獨立四個方案,任君選擇。表面上,學習中史是步履輕盈,自由奔放,實則是可以零散雜亂,中國兩字是可有可無。對中史科的學習來說,十年沒有生聚,課程發展處根本沒有對中史科作出任何具體的支援,初中是拆科為重,高中中史科要跟隨各科改革的繁多、雜亂的霸道,腳輕頭重的惡果,陸續浮現。
連續三屆新高中文憑試選考中史科的人數,是連續三年的急速下滑,至今屆只剩下6,000多人應考,即十個中學生只有一個選考選讀中史科,低處未算低。但今天,課改官僚既未肯正視中史科課程全線的「亂」,竟又重施故技,將曾經嘗試中西史合併的先導計劃復活,改名為歷史與文化科,藉此轉移視聽,堵塞過往分拆中史科的過錯,甚至把心一橫,要去「中國」兩字而後快。
歷史說明,十多年課改衙門橫刀立馬,中、英、數、中國文學、視藝及企會財等科目,無一不中箭受傷,總結「亂」字最貼切,如果2014年的香港以「亂」字貼堂,筆者試問課程官僚繼續領導的課改,「亂」局究竟何時了。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