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報導形容佔領運動體現了本地社會的世代矛盾：舊世代較注重物質、易於妥協，新世代則較崇尚理想、勇於抗爭；報道並指世代不同，人生志向也各異。其實世代差距，可分為兩方面：生命周期（life cycle）差異以及長期趨勢（secular trend）差異。
英國戰時名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說過：「任何人二十歲時當不成自由派，可算毫無心肝，到了四十歲仍是自由派，就是沒頭沒腦。」所指的正是首項差異。邱吉爾認為，差異無非因為新世代仍處於成長階段，尚未經歷父母或祖父母輩所曾飽歷的人生體驗，只要明白到人生志向乃順應人生周期而有所演變，就可知生命周期差異根本並非真正的世代差異。
曾參與運動的21歲兼讀制學生 Chester Tsang 有不同看法：「運動不但關乎爭取民主，也關乎社會上的不同需要。我們這一代人關心社會公義，我母親那一代人只在乎有個棲身之所，至於祖母那一輩，但求溫飽，於願足矣。」
至於第二種世代差異，成因在於經濟增長；長期經濟趨勢促使不同世代各有所需、行為各異。近兩個世紀以來，經濟增長所產生的重要影響，莫過於人們擁有的時間和金錢都大為增加。
世代鴻溝始於經濟增長
歷史上全球經濟增長始於工業革命時代，在資本主義日益擴張下，隨着人均生產力持續上升，人均財富也急劇增加。在工業化時代降臨以前，全球人均 GDP 從來未見任何顯著增長，從公元開始及至1850年，才僅由467美元增至666美元，但到2000年已飆升至1萬美元。
期間全球經濟與生活水平升勢持續，世代差異漸露，是人類歷史上的新現象。回顧過去，世代間差異並不顯見，除了戰亂或飢荒時期，各世代面對的經濟環境都大同小異，但工業化時代到臨，經濟增長帶來種種新挑戰、新機遇，不同世代所處的環境各異。
經濟增長意味舊世代的技術、知識、智慧難免隨歲月而貶值，變得落伍，經濟增長和科技發展步伐愈快，一直沿用的人力資本便愈見落後。社會上對舊世代的觀感也隨着經濟增長而變，相對於傳統農業時代，舊世代在現代工業化時代的社會地位可謂今非昔比，現今時代的特點在於生活水平不斷提升，這在工業化時代以前並不存在。
餘暇充裕源於壽命延長
現代生活不但為大眾帶來財富，健康素質同樣大有改善。近至18及19世紀初，英、法兩國勞工家庭的糧食開支佔總開支比率高達50%至75%；經濟日趨繁榮，大眾營養與健康也日見改善，人類平均身高也有所提升，例如英國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就從1775年的1.66米增至1975年的1.75米。
衛生環境較佳，既有助減低死亡率，亦能延長預期壽命。1850年美國人的預期壽命為43歲，1950年為68歲，2010年為78歲。據聯合國估計，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可望於2050年及2100年分別達至84歲及89歲。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William Fogel）教授更認為聯合國未免低估情況，而將兩項數字提高至87歲及98歲。
香港的人口預期壽命由1960年的63.2歲增至2010年的83.3歲，按聯合國預測，更可望於2050年及2100年分別增至90歲及95歲（大概亦屬低估）。在1960年及2010年，中國大陸人口的預期壽命分別為44.6歲及75.2歲，同期台灣人的預期壽命分別為65.3歲及79.6歲，新加坡則為60.2歲及82.2歲。
1960年至2010年期間，各地人口預期壽命的增長歲數計美國為10歲、台灣15歲、香港及新加坡俱為20歲、中國大陸30歲；同期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實質人均 GDP 增幅，美國為2.0%、新加坡6.1%、台灣5.4%、香港4.8%、中國大陸4.2%。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地人口由於財富增加而且壽命延長，生活素質不斷改善。
隨着壽命延長、每年工作時數減少，個人生活方式也經歷大變，工作時間減少，閒暇時間增多。消閒活動其實都不免消耗精力，就連靜坐默想也不例外，故可視為無償志願工作，所得是心理上的回報，並非實質收入。
人力資本繫於時間分配
個人時間的運用有以下三種方式：有薪工作、無償志願工作、非自主支配時間（包括睡眠、飲食、個人衛生、日常雜務、生病、上下班交通等時間，是常規而頗固定的）。福格爾教授就曾發現，美國男性每天的平均非自主支配時間，曾一直維持在13.5小時左右，歷百年而變化甚微。
實證數據顯示，自1960年以來，人們花在無償志願工作的時間顯著地增加，主要因為預期壽命有所延長。
1960年出生的一代香港人，花於無償志願工作的時間比例佔自主支配時間的29%，及至1985年出生的世代，則已增至50%，這與新加坡由29% 增至 47%、台灣由28% 增至 49%，以及中國大陸由12%增至 49%的情況相差不遠，同期美國的增幅則相對較低（見表）。
1960年至1985年期間，15歲至24歲年齡組別的受教育年期亦增長迅速：香港由6.8 年增至11.8年，台灣亦由4.4 年增至10.6年；同期增幅較低的有中國大陸由5.0 年增至 7.4年，新加坡由4.4 年增至 7.4年，美國則由10.2 年增至 11.8年。
香港、台灣、新加坡的年輕一代，無論在教育、預期壽命，以至經濟繁榮方面，都經歷了急劇提升，擁有遠較父母輩充裕的自主支配時間，發掘志願潛能以體現自我的機會大大增加。現今以至可見將來，社會上的人力資本將趨向於擁有卓越知識，獲得高薪厚職，兼且具有充裕閑暇花於無償志願活動以體現自我。時下年輕世代希望每周、每月甚或每年的工作時數更具彈性，停薪留職數年投入無償志願工作，視為可貴的人生體驗，工作與退休之間的界線將日漸模糊。假以時日，優差的必備條件說不定是彈性休假，以便從事無償志願工作。
人口老化造成世代隱憂
科技曾是從前推動大規模企業發展的工具，把辦公室與家居分野，但時至今日，科技有助兩者互相融合，以致傳統上男女之間的分工界線日趨模糊。隨着家人相處時間日增，彼此關係趨於融洽，傳統家庭價值得以强化。
這種趨勢倒也不無威脅：人口老化對年輕世代日漸構成隱患。十年之內預期壽命延長將導致年過65歲的長者佔人口比例約達三分之一，若其中的專業人士及行政人員選擇留任而不退休，年輕人晉升機會大減，或需多等十年才有望接棒。
年輕就業人口是職場創意的一大泉源，年輕人入職機會減少，自然對經濟產生不良影響；近30年來社會不均現象日益嚴重，向上流動途徑受阻令人氣餒，更引起政治後果；年輕人很容易誤把社會不均現象視為社會不公的產物；事實上，社會不均現象主要因經濟急劇增長所致。
當預期壽命持續延長、經濟增長日漸放緩的情況出現，中國大陸或快將面對同一處境；內地年輕人即使平均收入偏低，但由於可用以參與無償志願工作的閑暇日增，亦勢將尋求自我體現的機會。
尋求人生意義、自我、自尊頗為費時，但香港年輕一代既有充裕的餘暇，也就花得起時間。上一代若非壽命長得出乎意料，恐怕也難以在退休後得到足夠餘暇作此追求。
參考資料：
Robert W Fogel, The Escape 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 1700–2100: Europe,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