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要：蘇聯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饑荒
在這本書裏，我主要是要對蘇聯1931至1933年的饑荒與中國1958至1961年的饑荒進行比較。兩個饑荒都正好發生於和平建設開始後10年，實行激進的農業集體化／合作化一兩年之後。與蘇聯1920至1921年以及1947年的饑荒不同，這兩次饑荒都不是戰爭造成的。我稱之為「大躍進饑荒」（Great Leap famines），因為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發展戰略非常相似。蘇聯領導人在1929年、中國領導人在1958年都相信，蘇聯和中國能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實現工業化。全國都動員了起來，要來一個「躍進」，與此密切相連的是激進的集體化，以及不切實際的發展規劃。這一點與1920至1922和1947年的饑荒有着重大的不同，因為後者在農村沒有社會革命相隨。維特克羅夫特將蘇聯1931至1933年和中國的這場饑荒定義為「發展式的饑荒」，以區別於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前的「靜止式的饑荒」。（註1）前者不是長期的貧困所導致，而是旨在短期內擺脫貧困所採取的過於野心勃勃的激進政策所導致。
由於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建立，饑荒引發全國範圍爆發疫情的情況總的來說得到了預防。在蘇聯1931至1933和1947年饑荒，以及中國大躍進的饑荒中，這一點做到了。（註2）1931至1933年的饑荒中傷寒病例少於1921年饑荒時的三分之一。（註3）科馬克．歐．格拉稱蘇聯1931至1933年的饑荒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現代饑荒，因為這是第一次人們死於饑餓而不是傳染病。在以前的饑荒中，比如愛爾蘭1846至1850年的饑荒，是傳染病而不是饑餓最終奪去了人們的生命，饑餓使人們變得極為虛弱，以致腹瀉和流感都會產生嚴重的後果，正常衞生條件被破壞，屍體都沒有掩埋，這些導致了流行病的傳播。旱災時，沒有條件清洗，而水災時飲用水和糧食儲備都受到了污染。（註4）俄國1891年饑荒時，傷寒也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亞歷山大．得瓦爾認為，衞生條件的危機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洲大部分饑荒作出了最好的解釋。（註5）
通常難民營裏的死亡率最高，因為無家可歸的人積聚在擁擠、不衞生的環境裏。（註6）但這種解釋方式不適用於1921年之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的饑荒。在這本書裏，我要談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為甚麼以及怎樣學習預防饑荒。與蘇聯和中國不同，印度和一些非洲國家至今仍不能戰勝長期的貧困和日常的食物短缺。
比較中蘇饑荒 避免重蹈覆轍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大饑荒的比較」，「毛澤東時代中國饑餓問題的政治化（1949–1962）」，和「蘇聯和中國邊遠地區的饑荒」。第一部分對斯大林和毛澤東時期大躍進饑荒進行比較。第一章「糧食供應緊缺時期農民的『貢獻』」主要分析饑荒發展過程中農民與政府的關係。我的論點是，蘇聯與中國工業高速發展的模式主要建立在剝削農民的基礎上。本章將展示，圍繞剩餘糧食的鬥爭嚴重激化。第二章「保衞城市，為政權的生存而戰」將展示，蘇聯和中國政府都在饑荒中犧牲農村保衞城市。本章將分析為甚麼斯大林和毛澤東將城市社會的穩定看作政權生存的關鍵。我還要說明戶籍管理制度的建立與饑荒密切相關，並且要解釋為甚麼大躍進中沒能預防農村人口的流動。
第二部分是根據《內部參考》（供高級幹部閱讀的內部新聞刊物）、中共中央決定、報刊文章和新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披露出的資料作出的案例分析。第三章「饑餓問題上的等級劃分和農民與國家的關係（1949–1958）」描述了農民和國家在糧食和救災援助問題上衝突的逐步發展，以及1949年以後饑餓問題的政治化。討論從農民抵抗問題開始，關於農民抵抗的定義是有爭議的。在1953年第一次糧食供應危機時，政府開始認為，許多農民假裝饑餓以騙取國家的補助，政府很難區別是真餓還是假餓。在1957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饑餓成了一個禁忌的話題。中國政府把喊餓當做一個政治問題，看做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第四章「為防止城市饑荒而讓農民挨餓（1959–1962）」中將描述1959年反裝餓演變成了對被指控藏糧的農民所展開的殘酷鬥爭。我要論證，中央政府沒有忽略饑荒，而是得到了大量錯誤的情報。因此，中央領導層不是減緩大躍進，而是從農村調進更多的糧食以防止農村的饑荒變成城市的危機。此外，本章還要談及人民公社的改革，僅僅是1962年農業的小規模增產不足以結束饑荒。我要說明，進口糧食供給主要城市對減輕農民的負擔非常重要。除此之外，2,600萬人「下放」到農村，使國家減輕了為他們提供糧食的負擔，也不再需要為此向農村徵糧。
第三部分將集中討論饑荒對烏克蘭和西藏的影響。在這兩個地區，民族主義派都有這樣的說法，即「佔領者」有意要讓他們挨餓。第五章「帝國的負擔：烏克蘭和西藏的『民族化』」將以歷史為背景對蘇聯和中國的民族政策做個比較。論點是饑荒毀掉了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和平融入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的希望。下面兩章討論歷史編撰和記憶中的糧食政策。第六章「『為解放西藏而抓食地鼠』：中國官方歷史記載中的饑荒」講述饑餓的經歷如何用在中國官方對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的記載中。而且，本章還要提及，中國學者輕化饑荒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情況。第七章「『種族滅絕』：西藏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反敘事」比較愛爾蘭、烏克蘭和西藏的民族主義者怎樣用饑荒來形成他們自己的說法。移民社群在這種說法形成中的重要性也將涉及。這個比較將表明，不僅僅是糧食問題，饑餓的經歷對民族身份的形成也很重要。
「經驗教訓——蘇聯和中國如何避免饑荒」討論的是蘇聯195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1962年之後如何及為甚麼可以避免饑荒，並將回答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是不是與老百姓就對付饑荒達成了某種默契，他們從過去的經驗中吸取了甚麼教訓。在結論中，我要總結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體制與饑荒的關係。兩個國家都是將糧食優先提供給重要的大城市、軍隊和黨政幹部、重工業企業的工人以及知識分子。但是當農業的損失危及到工業的發展和城市的糧食供應時，兩個國家的政府都不得不對農民作出重大讓步。其結果是，農業的全面社會主義化和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被堵死了。中國共產黨20多年裏，為了不增加農民的負擔努力防止城市化。蘇聯共產黨則在斯大林死後將福利制度擴大到農村。在中國，大躍進的失敗確認了國家和國民的距離，因為國家不得不接受農村的「自然邊界」。在這兩個國家，饑荒都長期影響着國家與國民的關係。
從農民採訪開始 補足機密文件缺失
這本書是對大躍進進行10年研究的結果。作為一個學生在中國農村採訪農民時，我瞭解到，饑荒是他們一生中最恐怖的事情。即使在今天，他們對饑荒仍然記憶猶新。這場災難也對他們關於毛澤東時代的記憶有很大的影響。2000年到2002年，我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學習，為了寫碩士論文，我採訪了1958年大躍進時下放到農村的知識分子。（註7）我的博士論文是關於農村對饑荒的記憶，為此我幾次到河南農村採訪年老的幹部和農民，並且查看了縣檔案館的資料。（註8）儘管這本書沒有使用口述歷史，也沒有重點使用回憶材料，但是沒有這些經歷和我在中國農村得到的第一手資料，要形成有關研究的大綱是不可能的。
對中國和蘇聯的饑荒進行比較研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毫無例外，這個問題的比較研究只是在近些年才開始的。（註9）2009年和2010年我參加了有關俄國和中國饑荒問題的兩個國際研討會，從這兩個會上我瞭解到，中國研究大躍進饑荒問題的學者是1960年代中蘇分裂後開始學術生涯的，沒有俄語和蘇聯史的背景。更複雜的是，俄國和烏克蘭學者常陷於對現代史解釋的衝突中，糾纏於如何重寫民族史，而不是研究蘇聯歷史。因此，與中國的對比，並將其與全球社會主義國家放在一起研究不是他們的優先課題。除了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白思鼎，沒有其他人可以完全掌握俄文和中文兩種語言，並在近期用這兩種語言進行研究。本書比較研究部分是一個較大的國際性研究小組工作的一部分，作為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我常常與蘇聯研究學者如斯蒂芬．維特克羅夫特、安德烈亞斯．開普勒以及黑宮広昭就我的研究進行討論。
本書沒有根據俄語資料向讀者提供新案例的研究，但是根據兩個研究領域的現有資料，以及最新的中國內部資料和報刊做了紮實的比較。近年來，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多卷重要政治家和經濟設計師，如毛澤東、周恩來、陳雲和李先念的傳記。（註10）與以前出版的書籍相比，這些傳記使用了中央檔案館的機密資料，提供了非常詳細的關於大躍進和大饑荒的情況。好幾個中國學者在香港出版的書籍都使用了超出官方早先關於大饑荒說法的檔案資料。（註11）帶着批評的眼光閱讀這些書籍有助於對那些事件有更新的理解。馮客（Frank Dikötter）和他的合夥人周遜進入中國很多省級檔案，看到了很多以前保密的文件。（註12）但是，專有渠道提供的新資料並不能保證作者對已發事件有新的解釋，馮客的書《毛澤東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就是一個例子。《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中有一個很長的單子，列舉了從省級檔案館收集到的暴行和恐怖的事件，但是這本書沒有解釋饑荒為甚麼發生，或者是甚麼導致各個地方有這麼不同的做法。這本書讓人有一種感覺，即全中國人都是毛澤東這個瘋子的受害者。（註13）周遜的書中有121個從檔案資料中挑選的節選，翻譯成了英文。（註14）大部分檔案文件描述了縣一級或更低一級饑荒情況的發展，對地方幹部的暴力行為和農民求生存的鬥爭有了新的曝光。但是，省級檔案似乎只有很少涉及中央政府。書中只有一個文件涉及毛澤東的決定。根據檔案資料系統地研究中央政府的決定，可能需要查閱黨中央檔案館的文件。但是這個檔案館不向外國學者開放，只有極少中國內部高層的歷史學家才能看到這些文件。
這本書表明，即使看不到黨中央檔案館的文件，也可以基於豐富的資料從一個新的角度看待中國的饑荒。本書的目標是分析全國的糧食政策，因此有必要囊括所有書面資料。比如，198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為了重新調整經濟和社會政策，需要分析毛澤東時代的錯誤，為此而出版的內部刊物和統計仍然非常有用。（註15）如《當代中國糧食工作史料》提供了1949至1980年中期中央政府逐年關於糧食政策各項決定和有關討論的情況。（註16）這本書是對1953年國家建立糧食統購統銷一直到饑荒的發生，以及1961年經濟調整作出系統研究的一個好的起點。如前所述，我系統地查閱了新華社發行供高級幹部閱讀的《內部參考》。《內部參考》對研究毛時代的中國具有多少價值，西方學者有爭議。但是，這個刊物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報道，有助於對1957年城鄉矛盾和饑餓問題政治化的理解。此外，我使用了多方面的資料，包括中央委員會和毛澤東的決定、黨中央的報刊《人民日報》、期刊《糧食》和《八一雜誌》、高級幹部的回憶錄、有關糧食問題的報刊，以及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羅平漢關於糧食政策的研究。（註17）
在這本書中，我要用多種方法展示蘇聯和中國饑餓的社會史。饑餓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確實有不同的特性。詹姆斯．維農（James Vernon）曾說過，「饑餓那種到處可能出現以及給身體帶來的相同的感覺掩飾了一個真相，即饑餓的含義及我們對饑荒的態度是隨着時間的推進而變化的。」（註18）正如維農所說，「定義和管理饑餓帶來的問題使其產生了它自己的權力網絡、政治集團、對政府責任的理解和自己獨特的治理方式。」（註19）有些關於蘇聯和中國的研究基於精英的級別、政府政策、經濟歷史和鄉村的材料。還有的學者試圖用省一級的政治情況來解釋各地死亡數字相差巨大的原因。（註20）
本書集中討論蘇聯和中國大躍進饑荒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問題。「糧食政策」一詞包括中央一級的政府政策（如飲食習慣、糧食徵購、分配制度、糧食進出口、救助措施、如何從儲存中取出糧食），以及地方上和農村如何應對這些政策（接受、抵制、造假等等）。老百姓怎麼吃、吃甚麼不是一件小事，過去十多年裏關於食品的文化和政治研究表明：「食品關乎一切。食品是每一個國家經濟的基礎。它既是一個國家政治戰略的中心問題，也是一個家庭的首要關注點。食品劃分了社會階層的不同和界限、相互的聯繫和矛盾。飲食在不斷地影響着兩性關係、家庭關係和社區人們之間的關係。」（註21）
政府和農民的關係對理解大躍進饑荒至關重要。我認為，饑荒首先反映了政府和農村在糧食問題上的對抗發展到了極為嚴重的地步。在這個問題上，我要感謝其他一些學者，如高王凌、拉夫．塔克斯頓、戴慕珍（Jean Oi）、白思鼎、魏格林和斯蒂芬．維特克羅夫特。我的研究是以他們的研究結果為基礎的。不過，我需要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待大躍進。我的方式不同關於中國研究中比較通常的看法，如「農民反抗」、人民公社改革的成功、領導人的「失去理智」。塔克斯頓和高王凌將中國的大饑荒描繪成政府和農民之間的鬥爭（詳見第三章）。他們兩人都強調農民對政府的抵抗或者叫「反行為」。（註22）這種說法太片面，因為它沒有考慮到供應體系中其他的群體。（註23）研究蘇聯的學者也認為農民的抵抗被誇大了。（註24）還有一點儘管很明顯，但還是值得一提，政府不是從農民那裏收取了糧食倒到海裏了，而是用來養活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軍隊以及沒有餘糧但卻受災的其他農村地區。俄國和中國常常遭遇自然災害，沒有政府的干預，災區的農民是無法生存下去的。結果是，如果政府不能組織有效的救災活動，農民就更受影響，如同在大躍進饑荒中所發生的那樣。中國的救援系統尚沒有成為研究的題目。我們只有對城市和農村的關係以及糧食供應的各個方面有了全面的瞭解，才能真正理解這個饑荒。（註25）因此，僅僅分析農村的村一級如何分配和消費也是不夠的。楊濤（Dennis Tao Yang）指出，只有1958年秋冬人民公社的高峰時期在新建的公共大食堂裏，在很短的時間裏有「過度消費」的情況，這個時間太短，不足以解釋1960年幾百萬人的死亡。（註26）
中國關於大躍進的歷史編撰和西方學術界一般都認為這次饑荒是1958年激進的人民公社政策造成的，並將災難的終結歸之於這一機制的改革。（註27）1961年，政府開始允許農民擁有自留地，一些省份開始試驗包產到戶。我在本書中將要闡明，1961和1962年改革帶來的糧食增產並不能對饑荒的終結作出解釋，要作出這樣的解釋必須考慮城市與農村關係的調整。我還要論證亞瑪特亞．森關於「獲得糧食權利」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即使沒有糧食減產，有的人也會因沒有權利獲得糧食而餓死。（註28）我將挑戰亞瑪特亞．森關於中國的饑荒可以用缺乏民主和新聞自由來解釋的觀點。（註29）
維特克羅夫特和沃克爾強調蘇聯和中國供應系統的「硬」的統計數據，與他們不同，我將引入饑餓和飲食問題的文化和社會因素。我要論證饑餓的定義，以及多少糧食可以維持生命仍然是老百姓和政府衝突的原因。不同於尋找一個關於饑餓的「客觀的」科學定義，我將表明饑餓問題如何愈來愈政治化。這裏還要考慮到不同地區的飲食習慣和對待糧食的不同文化傳統。
迄今，只有很少的學者把大躍進饑荒放在頻繁的饑荒和長期的貧窮這種更廣的歷史框架內來看待。（註30）弗里德里克． 泰偉斯（Frederick Teiwes）和孫萬國（Warren Sun）希望用1955年以來共產黨強力統治來解釋這場大躍進造成的災難。（註31）如果我們考慮到落後帶來的歷史負擔和城市人口迅速膨脹的新挑戰，很明顯，我們就不能把饑荒僅僅歸咎為領導人的錯誤決策。斯大林和毛澤東對千百萬人的死亡負有責任，因為新的政策和救援措施採取得太晚。我將要論證的是，人的因素只能與結構問題結合起來予以考慮。
本書可以被稱為饑荒問題大辯論上的一個「修正性」努力，（註32）但我完全不是要忽略蘇聯和中國農民在大饑荒中所經歷的苦難。很多學者研究社會主義體制下的饑荒，他們也應該分析蘇聯1947年之後、中國1962年之後做到可以預防饑荒這個方面的情況。我希望這本書能有助於人們對20世紀饑荒的理解，使人們對嘗試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失敗有一個深入的瞭解。
註釋
1. Wheatcroft, “Famines and Food Crisis of 1946/47.”
2. 亦見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285及Chen Yixin在費城2010年3月28
日亞洲研究協會年會上的發言，“Famine, Disease, and Public Health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未發表。
3. Davies and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413.
4. Cormac Ó Gráda, Ireland’s Great Famin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Dublin: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2006), 202.
5. Alexander De Waal, “A Re-Assessment of Entitlement Theory in the Light of the Recent Famines in Africa,”Development and Change, no. 21 (1990): 481.
6. Devereux, “Fam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5.
7. Felix Wemheuer, Chinas “Großer Sprung nach vorne” (1958–1961): Von der kommunistischen Offensive in die Hungersnot—Intellektuelle erinnern sich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1): From the Communist Offensive to Famine—Intellectuals Remember] (Münster: Lit-Verlag, 2004).
8. Wemheuer, Steinnudeln.
9. Thomas Bernstein,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Theory and Society 13, no. 3 (1984): 339–377; Dennis Tao Yang,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Famine of 1959–1961: A Survey and Comparison to Soviet Famines,”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no. 50 (2008): 1–29; Felix Wemheuer, “Regime Changes of Memories: Creating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Ukrainian and Chinese Famines under State Socialism and after the Cold War,”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10, no. 1 (2009): 31–59. 2008年維也納大學舉辦了「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饑餓、糧食和供應問題」國際研討會，其成果之一是Matthias Middell和Felix Wemheuer編輯的 Hunger, Ernährung und Rationierungssysteme unter dem Staatssozialismus [Hunger, Nutrition and Rationing under State Socialism] (Frankfurt [M]: Peter Lang, 2011)。萊比錫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的會議文件，題為Hunger and Scarcity under State-Socialism in 2012。Stephen Wheatcroft也分別於2009年3月和2010年6月在墨爾本大學就俄羅斯和中國的饑荒問題組織了兩個研討會。
10. 如金沖及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2卷；金沖及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4卷。
11. 如余習廣：《大躍進，苦日子》（香港：時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東夫：《麥苗青菜花黃》（香港：田園書屋，2008）；喬培華：《信陽事件》（香港：開放出版社，2009）；楊繼繩：《墓碑》。
12. 見Zhou Xun, ed., 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 詳見 Cormac Ó Gráda, “Great Leap into Famine: A Review Essay,”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7, no. 1 (2011): 195–196, 及Felix Wemheuer, “Sites of Horror: ‘Mao’s Great Famine,’”China Journal, no. 66 (2011): 155–162.
14. Zhou Xun, ed., 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
15. 關於地方饑荒情況最好的報告之一仍然是王耕今的《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2卷。介紹安徽省鳳陽縣的情況。
16. 商業部當代中國糧食工作編輯部編輯：《當代中國歷史工作史料》（保定：河北省供銷社保定印刷廠印刷，1989），2 卷。
17. 羅平漢：《統購統銷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和羅平漢：《大鍋飯：公共食堂始末》（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
18. Vernon, Hunger, 2.
19. 同上，頁8。
20. 如： Yixin Chen, “Under the Same Maoist Sky: Accounting for Death Rate
Discrepancies in Anhui and Jiangxi,” in Manning and Wemheuer, Eating
Bitterness, 197–225, 及 Yang Dali,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21. Carole Counihan and Penny van Esterik, “Introduction,” in Food and Culture: A
Reader, ed. Carole Counihan and Penny van Esterik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
22. Ralph Thaxton,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26–230; 高王凌：《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23. 馬克．泰格“Le Livre Noire du Communisme o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2–1933” (1998), 10–11;一文中在談及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饑荒時闡述了這一
觀點。http://www.as.wvu.edu/history/Faculty/Tauger/Tauger,%20Chapter%20for%20Roter%20Holocaust%20book%20b.pdf; accessed May 5, 2011.
24. 見Lynne Viola, “Popular Resistance in the Stalinist 1930s: Soliloquy of a Devil’s Advocate,”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1, no. 1(2000): 45–69, 及Mark B. Tauger, “Soviet Peasants and Collectivization, 1930–39:Resistance and Adaptation,” in Rural Adaptation in Russia, ed. Stephen K. Wegren(London: Routledge, 2005), 66–68.
25. 對中國糧食轉移系統最詳盡的研究仍然是沃爾克的《中國的糧食徵購和消
費》。沃爾克主要對各省的官方糧食統計數據進行再評估。我的研究更多的
是關注國家和社會在糧食問題上的互動和衝突。
26. Dennis Tao Yang,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Famine of 1959–1961,”17–19.我曾在不同的議題上寫到過公共食堂。在蘇聯和中國，只是在很極端的時期中將公共食堂作為一種集體生活的新生活方式，作為取代核心家庭的一種機制。可是，1930年蘇聯共產黨就批評這種設計沒有家庭生活的空間。
Elke Pistorius, ed., Der Architektenstreit nach der Revolution: eitgenössische
Texte, Russland 1920–1932 [The Architectural Dispute after the Revolution:
Contemporary Texts, Russia 1920–1932] (Basel: Birkhäuser, 1992), 112. 在中國，1958至1959年冬季領導人就意識到不可能讓農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政
府恢復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強調公社不能取代家庭。那種糧食極大豐富和
不切實際的情況並沒有延續很長時間，正因為如此，本書中我沒有為公共
食堂單設一章。詳見 Felix Wemheuer, “Eating in Utopia: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ublic Dining,” in Hunger and Scarcity under State-Socialism, ed. Matthias Middell and Felix Wemheuer (Leipzig: Leipzig University Press, 2012), 277–302.
27. 楊大力在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頁240–242）一書中將建立人民公社、饑荒和取消集體制密切聯繫在一起。
28. 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7.
29. Drèze and Sen,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214.
30. Stephen Wheatcroft, “Die sowjetische und die chinesische Hungersnot in historischer Perspektive” [The Soviet and Chinese Famin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Middell and Wemheuer, Hunger, Ernährung und Rationierungssysteme unter dem Staatssozialismus, 88.
31.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1955–1959 (London: M. E. Sharpe, 1999). 更多的例子見 David Bachman,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ichael Schoenhals, Saltationist Socialism: Mao Zedong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Stockholm: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1987);Jean-Luc Domenach,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ase of One Chinese Provin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Alfred Chan, Mao’s Crusade: Politic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2. 對中國饑荒時期人們如何受苦、如何餓死、如何相互殘食以及幹部的暴力
等詳細描述可見楊繼繩《墓碑》；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and Wemheuer,Steinnudel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