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提出宋明學者中，有所謂「秀才教」，是范仲淹等人以來，流行於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的宗教。他們以嚴肅的態度，來遵行他們的「純潔高尚而肫摯的信仰」，形成一種合理的教育，可惜的是，不是人人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上有機會讀書，以及有資格做官的人，遠遠超過「秀才教」的人，因此他們空有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悲觀，甚至持反對態度。而一輩盤踞在政治各部門的官僚，亦常敵視他們，甚至屢興黨獄，明代講學的書院，屢遭焚燬，程顥朱熹皆列黨禁，王陽明亦幾不免。
范仲淹的「秀才教」
「秀才教」的領頭羊是范仲淹，亦是主持慶曆變政的宰相，秀才而為宰相，要得宋仁宗提拔。范仲淹提出「十事疏」，五事澄清吏治，三事來富強，二事主執行，可見澄清吏治是第一要務，「明黜陟，抑僥倖」，讓賢者上，不肖者退，宋仁宗是 OK 了，但這十事把讀書人的「特有權利」推翻了，這還了得。「暗潮明浪，層叠打來」，范仲淹做了11個月，倉皇辭職，宋仁宗心中明白，亦擋不住舉國洶湧之勢，勉強接受了。北宋第一場改革無疾而終，為時亦短，范仲淹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讀書人不肯「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改革第一個教訓，「秀才教」第一個挫折。但不到30年，王安石繼之而起，推出熙寧新法，與范仲淹不同，「反對范仲淹的，全是當時的所謂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當時的所謂君子」。范仲淹和王安石，都是事業失敗之人，都是擁有偉大的理想。但評價不同，范仲淹得高度評價，因能「推獎人才」，而王安石則因「為小人所利用」，而二人的品格，都是崇高的，所以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無法管理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而失敗的，宋朝的讀書人:「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反對范仲淹，自亦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奉迎王安石。」原因是范仲淹要「先清吏治」，當然只能反對；而王安石只來推行新法「不問人品」，當然可以奉迎，千年之後的世界，亦未必能有改變。
性格執拗的王安石
王安石第一次執政先後5年，第二次執政20個月。下台後，宋神宗依然照王安石所定新法推行，先後17年，到宋神宗一死，新法即廢，是行政技術有問題，中國古人不識何謂現代管理，是大弱點，連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亦指出：「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來，積弊不可頓革。」如要事功急就，必為奸人所乘，老實說，17年間，王安石只開個頭，只做了7年，其他10年宋神宗要負責，他又用了甚麼人，當時史學家當然又為尊者諱了。
王安石一是「自視過高」，二是「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人事亦即是吏治，但范仲淹前例在前，一講吏治，便要下台，只能不講，但澄清吏治：是「寬養民力，厚培國本」的本錢，沒有本錢，談不上武功，所以到現世，先要加稅，才能講增加軍備，那一個國家不如此，看看日本。王安石的大毛病是「固執不受人言」，但現世哪一個大政治家是不固執的。「受人言」既是重要的，王安石的哲學思想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議論不足恤」。錢穆稱之為狂論，王安石的確好罵人不讀書，但唐宋八大家，讀書最多莫過王安石，只是不必如此沙塵而已。王安石與全天下讀書人為敵，不管是不是有志「以天下為己任」，都視為流俗，王安石勸宋神宗不必顧群情，說：「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人歸陛下」。
宋神宗當然認同權在自己之手，宋神宗王安石的共同理想是「裁抑兼并，上下俱是的社會」，亦是一個「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為法首擇術，當法堯舜，何必唐太宗」，錢穆結論：「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相繼失敗了，他們做人為學的精神與意氣，則依然為後人所師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國。」何等崇高的評價，新法失敗，北宋繼續東漢以來，「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呂思勉所言的政治上的金科玉律）。天下讀書人與「秀才教」之人不同處就在此。「成敗不足以論英雄，因為事之成否，多半決之於外來的因素」（亦呂思勉語）。王安石變法失敗，但錢穆說，即使變法由名重一時的張載來推行，「當較王安石更為迂闊，即使反對新法的程顥，亦不看好舊派的司馬光，說他「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是「才不負當時的艱難」，換了蘇東坡和二程，大概結果差不多，人說王安石只求行法， 不論人品，但司馬光居然大大賞識蔡京，看亦無知人之明，司馬光是一流史學家，卻無知人和執行力則是無疑的，亦是追求「温良恭儉讓」者的通病。
誰說中國近代改革無人
宋清之間還有一場張居正的十年變法，亦人亡政息，張居正死後還獲罪，可見改革之難，但張居正亦延了大明壽命50年，在清末還有一場戊戌「百日維新」。錢穆所說的「最近期的中國」可能指這一場變法，而這一代人最佔有學術地位是康有為、梁啟超和章太炎三人，康有為主君主立憲，章太炎主民主革命，梁啟超則是先從康，後從章。呂思勉在其書中，將三人比諸北宋士大夫，康有為最像王安石，性格極執拗，王安石號為「拗相公」，「其偉大在此，其不能盡善亦在此」（呂思勉語）。戊戌變法若竟茁然有成，成績大概亦和王安石新法相仿的。梁啟超最像蘇東坡，是個冰雪聰明的人，對人情世故，見得極通透。但亦是一個只能「坐而言不是起而行的人」，所以梁啟超當官並無成績，反而「講學遺其餘生」和寫作最有成就。章太炎則似范仲淹之子范純仁，是個「講究實際，反對徒鶩其名的人」，范純仁深知「新法雖受人攻擊，其中自有是處，舊法亦非無弊」，所以算個新舊二派中的折衷派，蘇東坡亦如此。
但政治總是一派的勢力壓倒另一派勢力，兩派總不能折衷。到21世紀的美國民主、共和兩派，亦不過是重覆北宋黨爭的宿路，不足甚麼新聞；民主已開到荼蘼，亦是本世紀的大事，中國人深知矣，錢穆和呂思勉遠在1943年就深知了，誰說民國無人，王安石、蘇軾、司馬光都是政治家兼文學家，王、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司馬光則以「資治通鑑」得名，王、蘇二人比較，「王之潔、蘇之博」各成一家，但梁啟超的看法，是「荊公，學人之文也」，唐宋其他七家則是「文人之文」，「其理則博大而精辟，其氣之淵懿而樸茂」，是王安石特色，而非七子之所能也，至於民國的三人又如何，呂思勉的評語是：「康有為代表着陽剛之類，章太炎則代表陰柔之類。」文學中陰柔者多，陽剛者少，物以稀為貴，所以呂思勉評康有為第一，章太炎次之，梁啟超只能排第三了，大文學家的的定義是，「以最雅馴的語言，表現出現代的思想」，兩者缺其一就不能算偉大，文字雅馴而思想有限，平庸膚淺的思想，求其文字的雅馴，本來是不難的，確是的論，後學者留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