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夷商惶恐不安之際，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認真履行崗位職責。欽差大臣3月18日發出的諭帖，平時駐在澳門的義律，22日才看到抄本。他當即發出通知，要求所有英船開往香港，掛上英國國旗，隨時準備應戰。同時寫信給兩廣總督，提出質詢，並確信堅決的語調和態度將會抑制廣東省當局輕舉妄動的氣焰。23日，義律冒險離開澳門，於次日下午6時進入廣州。潛入英國商館後，義律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升起了英國國旗。接着，將顛地安頓在自己的公事房中保護起來。3月25日，他避開林則徐，通過稟帖方式致信鄧廷楨，要求三日內恢復英商、商船的自由，否則英方將保留採取適當行動的權力，而所有後果均由中方承擔。
點燃中英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對英方發出的戰爭威脅，大清方面毫不理會，欽差大臣更加劇了對商館的高壓之勢。白晝環顧刀刃出鞘的大清衛隊，終日面對被摘下頂戴、項上戴着鎖鏈的十三行行商，夜晚遭受天朝士兵鼓樂齊鳴的通宵騷擾，英國商人如坐針氈，為如何應對清廷，很快就陷入了慌亂爭吵之中。在這緊急時刻，義律擅於權變的特性再次顯現，他不按常理出牌，選擇了交煙保生和升旗立國的方式，巧妙的完成了鴉片由英商所有變為國家公共財產的轉換，從而將下一步事態的發展導向了中英兩國政府的行為。通過他交出鴉片後，作為民選的英國政府不可能再袖手旁觀，勢必要採取行動來維護國家的利益和權威，同時也必須對選民中的勢力集團——英國商人做出交代。義律的這一舉動，無疑最終是點燃了中英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1839年3月27日，義律以英國政府名義發出通知，勸告英商把鴉片交給他，由他轉交大清政府，「英商財產的證明以及照本通知樂於繳出的一切英國人的鴉片的價值，將由女王陛下政府隨後規定原則及辦法，予以決定」。3月28日，義律致信林則徐，表示遵照欽差大人特諭，願意上繳鴉片20,283箱。同一天，林則徐還收到商館裏各國商人的聯合簽名的稟帖，懇請欽差大人將下達的諭令之事找各國領事、總管「自行辦理」。由此可見，外商們已從義律舉動中看出了門道，並採取一致行動與之配合。此時的禁煙運動，大清的對手已由外商變成為英、美政府。5月18日，外商繳出了手中的全部鴉片。5月24日，義律帶領最後一批英商安全撤離廣州。
由禁煙而繳煙，由繳煙而具結，由衝突而斷絕雙邊貿易，中英間的關係一步步走向了死胡同。一年後，一支龐大的英國艦隊出現在中國海面，按照義律當初的盤算，站在他背後的英國政府，按捺不住終於走上了前台，果然其出師之名並非支持鴉片貿易，對外張揚的理由冠冕堂皇：「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了保證英國公民的安全，保證英國對外貿易的安全。」
英方本對香港無興趣
1840年2月20日，外相巴麥尊向懿律、義律發出政府訓令：對珠江實施封鎖，不在廣東陸上進行軍事行動；佔領舟山群島，封鎖各大河出海口；盡量接近帝都，北上談判。很顯然英國遠征軍戰略目標的設置上，一開始並不包括香港，這也是出於英方的精細盤算。從軍事上看，位於南海之濱而遠離北京，佔領香港不足以對清廷構成重大威脅；從經濟上看，英國一直垂涎中國東部的廣闊市場，擁有香港也無助於這一目標的達到。
1841年1月7日，大清要塞虎門炮台第一道防線失守。1月10日，英軍劍指第二道防線，廣州危在旦夕。欽差大臣琦善見狀，提出以口外外洋一寄居之所，換取英軍從沙角、定海撤兵。經過五天的拉鋸交涉，義律最終同意挑選在香港「寄寓泊船」。琦善則表示，願為英方向道光帝「代為奏懇」。1月20日，義律發出公告，單方面搶先宣稱他和中國欽差大臣已簽訂初步協定。本是雙方的口頭協議，卻被義律包裝成了《川鼻條約》。1月24日，英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下令對港島實行軍事佔領。1月25日，一小隊英兵從「佔領角」登陸。1月26日，英遠征軍強行佔領香港。由此，中國失去香港達157年之久。
義律堅決佔領香港
在中英政府雙方都不認可的情況下，義律力排眾議，堅持出兵佔領香港，此舉並非率意而為，其背後有他超出世人的判斷。表兄喬治・懿律因健康問題而提前退場，讓義律成為英國全權公使，具有了臨場處置對華事務的決擇權。此前進軍天津白河口時，作為副使的義律曾受到當時的直隸總督琦善的榮譽的看待；借助於翻譯鮑鵬的周旋，促成了其對琦善的好感，「本公使大臣索慕琦相，且諸事欲以篤實為心」。巨大的誤區還在於國情的根本差異，義律認為，天朝欽差大臣同他這個英國全權代表一樣，即使是口頭協定，照樣具有法律效力。而在此前一年中，被迫逃離廣州，退踞澳門；又被澳門當局驅逐出境，帶領2000多人漂泊海上數月，其經歷讓他深惡痛覺，倍感佔據一方中國領土，作為英商安全居住和進行貿易的地方，這個醞釀幾十年的老話題，已成為迫在眉睫解決的問題。而早在1683年，東印度公司商船卡羅萊娜號已前往大嶼山從事貿易活動，停泊兩月間，做了相關的港口考察。而前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也曾於1834年致函英外交大臣格雷，建議佔領香港，認為適於帝國的商業用途。
不忍「遺棄」香港本地華人
尤為關鍵的因素，在於義律對香港現存優勢有清醒認識，事後的發展演變也充分證明其見識高人一籌。義律認為，從現實出發，儘管中英雙方處於戰爭狀態，但英商在遠東的貿易活動仍在進行，大量貨物囤積待銷。很顯然廣州已不再適合英商長久居留，而澳門本身作為租借地，在清廷的壓力下，企求葡萄牙人能保護英商利益則是完全無望的事，因此香港對英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從地理上考量，香港的優勝同樣明顯。如英國企圖在中國東部一帶佔領居留地，無疑將造成軍事行動的無限期延長，而且會付出更大的代價，並有阻於英商對華商貿的發展。同時，在香港建立遠離清廷干預及全新的貿易制度，可盡快開闢英國商業進入中國帝國的捷徑。而另外一個教科書上較少提及的原因，是義律很顧及保護香港本地華人的問題，他認為，鴉片戰爭期間，「對於這些本地人的幫助和供應，是我們一向所依賴的。他們如果被遺棄，將會遭遇到最不幸的後果」。在保留香港作為英國重要商港的同時，義律還將這些大清的「奸民」納入其庇護之下。
下文預告：義律獨具慧眼，打造香港成東方之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