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更趨複雜，不確定因素增多。美聯儲加息已令國人矚目，如今又疊加了美國減稅。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百日之際，白宮公布稅改方案框架，短短一頁，尚缺乏具體條款，然而，範圍廣、力度大，號稱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減稅之舉。這一消息震動全球。中國官員、學者和媒體對此議論紛紛。各國均是根據本國利益和需要來行事。在其醫改嚴重受挫而被迫調整後，特朗普政府勢必竭力爭取稅改成功。方案如能落實，無疑將吸引更多國際資本、人才流入美國，並刺激美國出口，改變國際貿易格局。中美兩國經濟聯系密切。雖然美國稅改能走多遠、影響多大有待觀察和評估，但是，中國必須未雨綢繆。
六大減稅舉措
在特朗普稅改方案公布前夕，中國政府決定推出六大減稅舉措。在一季度已出台降費2,000億元措施的基礎上，有部門預計全年將由此再減輕各類市場主體稅負3,800多億元。此舉與美國減稅行動不謀而合，正說明減稅其實是當前大勢所趨。
面對美國大幅減稅，中國如不作出恰當反應，自身產品和服務的國際競爭力將降低，資本、人才外流將加劇。中國應審時度勢，在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基礎上毅然作出抉擇。
近年來，對於中國宏觀稅負高低、中美稅率對比，人們爭論不休。由於稅制不同、統計口徑不同、政策目標有別，國家之間很難簡單比較。不過，公允而言，以規範的稅收而言，中國宏觀稅負水平並不高，然而，以政府實際收入計算的宏觀稅負水平則偏高。信息化帶來的徵稅效率提高以及經濟增長放慢導致的相對稅負增加，成為經濟下行的順周期因素，應當引起重視。201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曾明確提出「降低宏觀稅負」，可為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一槌定音。但是，近一年後，仍未看到實質性舉措，政府相關部門應積極回應企業與公民對於稅負的關切。
減稅是一把「雙刃劍」，它會導致短期內政府收入減少，財政赤字增加，不過，倘若真能換來企業生機，則會擴大就業、刺激消費，擴大稅基，強健政府財政實力。減稅成功的關鍵，在於權衡短痛與長痛，放水養魚，厚植經濟增長的根基。
「正稅清費」是理性選擇，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應該從稅費總量與結構著手，切實降成本。
有所為有所不為
短期內，應該在財政支出剛性和財政收支平衡之間有所取舍。或通過政府改革，減少冗員，明確界定政府與市場邊界，有所為有所不為 ，減輕支出剛性。惟有如此，稅改才可能有實質性突破。否則，需要適度放寬財政收支平衡的空間，以此空間換減稅的空間。
同時，應加快改革，完善財稅體制，在減輕非稅負擔上付出切實努力。如此才能促進經濟社會良性發展，增強個人和企業的「獲得感」。
進一步清理整頓不合理收費，方能為社會減負、釋放經濟社會活力。目前，全口徑宏觀稅負中，近半來自非稅收入，「清費」大有可為。重點是清理整頓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對於地方巧立名目設立的收費項目，應加強審批。同時要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消除各類雜費滋生的制度性根源。應當承認，近年來，政府性基金亦在收縮，但是，因利益糾葛複雜，清理進展並不順利。下一步，對於與稅收邊界模糊的基金，可納入稅收徵管；對於確需徵收的政府性基金，設立之初就應當明確徵收金額與時限；已達到預定徵收金額、年限的基金，到期就應當停止；確有必要繼續徵收的，必須重新啟動設立程序。如同許多領域一樣，「正稅清費」亦面臨兩難困境。未來社會保障等剛性支出比重將越來越大，而財政收入增速已然下降。顯然，如要降低宏觀稅負，必須有額外的資金來源。為此，應加快推進稅制轉型，特別是理順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從以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的稅制改革方向應當堅持。更為緊迫的是盡快健全地方收入體系，尋找地方主體稅種，彌補「營改增」實施後地方政府的收入不足，從制度上削弱地方政府多賣地、亂收費、狂借債的衝動。在稅制結構上，應有增有減，又破又立，房地產稅已試點多年，應加以總結完善，盡快出台。
更重要的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亟須破題。企業界對偏高的社保收費意見頗為強烈。近兩年，在中央統一部署下，各地已陸續下調了社保繳費水平，但是，企業「痛感」並無顯著減輕。
社保繳費率不僅關乎企業的稅痛感，而且已經成為去產能、去槓桿、降成本等多項改革的制約因素。須將社保全國統籌、降低社保繳費率和劃轉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三者統籌解決。只有社保繳費率降低了，宏觀稅負下降了，社保為分流冗員托底，企業效率才能提高，去產能、去槓桿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稅收競爭歸根結蒂是體制競爭，檢驗標準則是生產效率。不少觀察者將特朗普減稅與上世紀80年代的「列根革命」相類比。目前，全球新科技新產業風雷激蕩，這與當年信息技術勃興之勢確實頗為相似。不同的是，如今中國以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體量，站在了轉彎處。與其抱怨他人減稅「不負責任」，莫如自己主動減輕宏觀稅負，中國經濟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
原刊於《財新周刊》，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