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這些法律界精英的演講，帶出了許多港人的焦慮感。（亞新社）
法治有風險 另覓宜居地
在香港，包含司法獨立和程序公義的法治，有被衝擊的潛在風險。一方面，人大常委會對釋法權的克制不足，令許多港人有司法獨立受政治干預的憂患意識；另一方面，香港一些不了解法律、法治的極端群體，有謾罵乃至恫嚇法官的亢奮，新一屆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日前的演說，就提到司法界的這種困擾，而2月14日法院裁決「七警打人」罪名成立後，就有人舉旗「示威」大罵法官。
2月16日，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公布2017年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提到香港的排名雖仍維持第1位，但人大常委會的釋法令香港終審院對法律的解釋空間受壓縮，可能影響司法獨立（大意）。這是司法獨立有潛在危機的警號。
北京政局持續左轉、局部回到毛老路，令香港政治生態蒙上陰影，香港「獨立的司法權」（基本法第2條）如受政治衝擊而使法治體系脆弱化，港人的安全感便會下降，以致另覓宜居之地、出現新的移民潮。這正如儒家經典《荀子．致士》言：「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
司法界精英 表達焦慮感
香港知識界、司法界的有識之士，正視法治的潛在危機，表達護衛法治的願望。在信報月刊和中大亞太工商研究所主辦、灼見網協辦的研討會，胡國興法官的演講強調港人「崇尚法治」，如果政治掛帥，政治「就會凌駕在司法之上」（註1）。
在1月9日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闡釋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呼籲依據基本法守護法治，在司法獨立的實際運作中，讓公眾對法治有信心（註2）。
同一天，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大律師的演講，呼籲人大常委會「宜採取最克制審慎的態度考量是否使用釋法權」；提及釋法的倉卒，令公眾「偏向認為釋法是旨在直接干預待決案件」；表示要「堅決守護法治」的原則（註3）。
這些法律界精英的演講，帶出了許多港人的焦慮感。
焦慮感產生的近因，是2016年11月7日人大對基本法第104條的釋法（以下稱「104條釋法」）。
在「一國屋簷」下，人大常委會有基本法的釋法權（第158條第1款），但必須慎重行使並符合法定程序，不應以「政治需要」而按家長意志行事。
在「一國屋簷」下，不容許港獨組織及其群眾運動，但處置幾個憤青的「10．12宣誓鬧劇」（2016），可依據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例（註4），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一再表達了這種取向。
「104條釋法」之引起質疑，不只在於按基本法和本地法例可處置有待裁決的案件，還在釋法的程序不完備。
提請釋法者 特首或終院
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既受基本法的規範，又受不在香港實施的立法法（2000年7月在中國大陸實施，2015年3月修訂）約束，人大常委會在北京執行釋法權，應遵守立法法。從香港法律界人士發表的文章判斷，他們多不了解或不熟悉立法法，故未提立法法。
立法法第45條規範的釋法權，是「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
立法法第46條至50條，是關於釋法的程序。「104條釋法」表決前並未正式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47條），無審議釋法的草案和修改（48條），只是通過決議案；更未按基本法第158條第4款規定，在釋法前有徵詢港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正式程序。拙文〈婆婆管盡媳婦 香港法治受困〉（2016年11月10日）已對此論述（註5）。
此外，提請釋法的法定「主體」是什麼？是更值得探討的釋法程序。據立法法第46條，提請釋法的機關是國務院、中央軍委會、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人大專門委員會及地方（省級）人大常委會。立法法並無規定人大常委會，可自行決定哪些法律必須解釋。立法法不在香港實施（未列入基本法附件三），自然不會規定基本法的釋法。
再看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的規定：凡涉及中央管理事務（指外交、防務）、中央與香港關係的條款，香港法院在相關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由終審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從香港的司法運作來看，提請釋法的「主體」有兩類。
一是香港終審法院。2011年8月26日，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3條第1款和第19條（涉剛果外交豁免權）的釋法（第4次釋法）決議，是由終院依據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提請釋法。
二是行政長官，出現於第一次釋法（1999年6月，涉居港權），他因終審院吳嘉玲案（1999年1月29日）裁決而提請釋法，其法源是基本法第43條（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第48條第2款（負責執行基本法）。
需經國務院 提出釋法事
後一類釋法最值得關注的，是行政長官不直接向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而是向國務院報告，由國務院出面提請釋法。
對此安排，我的解讀是：因立法法沒有關於香港特區的條款，香港亦無省（直轄市）級的人大常委會，所以必須依據上引的基本法條款，由行政長官呈報國務院，再由國務院依據立法法第46條，向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這就使基本法和立法法的相關條款在北京有「實質的銜接」，而符合立法法程序：一方面，行政長官要符合基本法規定的程序；另方面，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又符合立法法規定的程序。
「104條釋法」為何不依第一次釋法走「行政長官程序之路」，迫不及待自行釋法？沒有提請釋法的「主體」，有違法定程序之嫌，亦暴露「只爭朝夕」的家長意志，令許多港人感受到政治干預香港司法的壓力。
法治的要素之一，是司法獨立，罪刑法定，法院依據法律和程序獨立行使裁判權，不受任何主義和政治要人的政治干預。沒有司法獨立，法律只是政治丫環，天天喊「講政治」和「強（敢）亮劍震懾力」，不可能走向真正的法治之道。
本文原題〈護衛香港法治 港人第一要務〉，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