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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和權力

建築應該從文化「肌理」出發,而非建築師個人的權力慾或自大的表現。
封面圖片:庫哈斯設計的這座新塔的設計本身是否含有走向民主——甚至顛覆集權——的意涵?(網絡圖片)
 
2008年六月廿二日的《紐約時報》刊有一篇長文,討論建築和政治的關係,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它的基本出發點是:建築這個行業是否是「中立」的?「我只不過是一個建築師,但我的僱主是一個暴君」——這個處境的倫理問題是什麼?
 
記得較早前,香港大學建築系的朋友王維仁請我到他班上講講文化理論,我講完後反問班上的同學:「作為將來香港和世界的建築師,你們是否應該參與公共文化討論,而且開聲表態?」全班鴉雀無聲,最後一位同學用自嘲的口吻回答說:「我們只是為僱主服務的僱傭。」後來我又受另一位建築系友人——中文大學的劉宇揚——之邀到他班上演講,我也問同樣的問題;班上的反應也是鴉雀無聲。
 

建築是工具還是精神導向?

 
誠然,參與討論是一回事,作政治表態又是另一回事。《紐約時報》的這篇文章中說:世界知名的建築大師李伯斯金(D. Libaskind)曾經公開宣布:他絕不為任何極權國家的暴君服務。那麼,且問一個大膽的問題:現在的中國是否算是極權國家?其實這篇報道文章的背後就暗示了這個問題。它引述十幾位建築師的意見,當然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在極權國家作建築師最好,因為領導說了算,十分乾脆,而且不見得會干涉建築設計本身;有的說,建築可以抵抗或顛覆政權,可以用有意義的設計和建築物逐漸改變人民的生活,並以此導向民主;也有人說:建築絕對和權力有關係,甚至就是權力的表現,但有時最令人驚奇的建築物就是在獨裁者手下建成的!(這使我想到韓國首爾的文化中心)可是當一幢建築物完全被視為當政者的權力和意識形態的表現和象徵的話,問題就出來了。
 
最後這個論點,出自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學院的前任院長,他是否了解中國,我不得而知。在不少欲「妖魔」化中國的外國人眼中,中國仍然是極權國家,沒有民主;然而即使最反華的外國人也承認中國近年來的變化實在很快,快到難以預測。因此,有的建築師如大名鼎鼎的庫哈斯(R. Koolhaas)就會認為:當他們設計的大樓蓋好後,誰知道中國會變得怎樣?說不定早已變成一個民主國家了。

 

顛覆摩天大廈 打破「獨裁」象徵意義

 
眾所周知,庫哈斯所設計的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大廈即將在北京建成了,他的設計方案一直是建築界爭論的焦點。如果要把它和政治拉上關係,也很容易,我們可以問:這座新塔不正是政府管制言論的象徵嗎?也許李伯斯金就不會願意參加設計。《紐約時報》這篇文章引用他的說法是:他並沒有拒絕為中國設計,「如果他們說,來為中國蓋一座民主中心吧,我會第一個參加」。前些年他倒是為香港城市大學設計了一幢多媒體樓。我們也可以問:庫哈斯設計的這座新塔的設計本身是否含有走向民主——甚至顛覆集權——的意涵?或者說它與政治全然無關,只不過是一座樓——其實是以天橋連在一起的兩座樓——而已,然而模式十分新奇,新奇之處在哪裏?這就有得討論了。
 
庫哈斯自己的解釋是:這個設計其實是在顛覆所有摩天大樓的模式,它不垂直高聳入雲,而是從橫向空間發展,是為了藉此開創一種新的都市空間概念,也順便打破了任何摩天大樓高高在上的「獨裁」象徵意義。他說的似乎有理,但這兩幢龐然大物也不低,至少也有五十多層吧。因為這是北京,也是庫哈斯生平最重要的一幢建築,庫哈斯在投標申請時當然為自己的新穎設計大作文章,一方面說它像是中國傳統中的月門和金石玉器中的圖案(是否指的是中國古銅錢,中間有個洞?),一方面又說它也有世界性的意義。他的朋友、也是建築大師的 Charles Jencks 為他推波助瀾,認為可以和巴黎凱旋門比美!
 
以上資料皆得自一本新書《大樓情結:富翁和有權勢的人如何塑造世界》(The Edifice Complex: How the Rich and Powerful Shape the World 2006;台灣有中譯本),頗值一讀。作者 Deyan Sudjic 是倫敦設計學院的主持人,也是建築評論家,他在本書第五章中把庫哈斯批評得體無完膚,揶揄有加。這一章以北京的新建設為主題,還特別提到中國當代建築師張永和,張先生的父親就是設計天安門廣場旁革命博物館的名人,然而照樣在文革時受整肅,被罰看門掃地。所以,建築師雖與權力掛鈎,有時也並非是一廂情願的,也不見得自己真有權力。希特勒的建築師朋友Speer何嘗也不是如此?
 
走筆至此,篇幅將盡,我也應該表態了。我一向反對任何大而無當的建築設計,這種「龐大」慾,也就是 Sudjic 所說的 Edifice Complex,這個詞當然是他創出來的,英文讀音和佛洛依德的 Oedipus Complex(殺父情結)暗合。也許,築摩天大樓必先「殺父」,這個「父親」就是文化傳統。我認為傳統並非不可改,但應該先從中探求新的現代意義或由此得到新的靈感之後再改,並非破舊立新,先除之而後快。我認為建築應該從文化「肌理」出發,而非建築師個人的權力慾或自大(ego)的表現。因此,我反而有點同意此書作家的另一個看法:他認為北京奧運體育館的鳥巢設計所標榜的不全是建築物本身,而是內中擠滿了的觀眾,後者才是瑞士建築師 Herzog 的用心所在。換言之,這個設計多少還有點「民主」的意味。
 
原刊於《亞洲周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李歐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