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南巡講話 議養雞割尾巴

雞年說雞故事,不少港人津津樂道廣府菜白切雞如何好味。北京、廣州等地網民的春節留言,說雞故事卻往往是苦澀的;有人重提小平的南巡講話、養雞關乎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故事。
封面圖片:毛文革期間(1966—1976),民眾舉毛像「鬥私批修」,涉及「割資本主義尾巴」。(網絡圖片)
 

雞年道苦溺  涉姓資姓社

 
雞年說雞故事,不少港人津津樂道廣府菜白切雞如何好味。北京、廣州等地網民的春節留言,說雞故事卻往往是苦澀的;有人重提小平的南巡講話、養雞關乎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故事。
 
在毛時代,農民私養豬、雞、鴨,竟扯到「姓資姓社」,與高層政治鬥爭有關,許多港人或會感到匪夷所思。
 
春節前後,是小平南巡(1992.1.18—2.21)25周年,如非政局左轉、局部回到毛老路,北京黨媒應有紀念文章。這幾天,黨媒刊出的,盡是突出核心地位的主旋律。
 
小平南巡的主要考察城市,是深圳、珠海。他的南巡講話針對八九學潮後的左局,新領導人發表「七一講話」(1991),提出兩種改革觀和「姓資姓社」之問。他強調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不要糾纏於「姓資姓社」的爭論,應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政治上要「防左為主」。
 
春節期間,北京等地的網絡留言或微博,有人讚揚南巡講話和反左的「歷史意義」。還有人趁雞年而重提雞故事,談得較多的是「割資本主義尾巴」,在說笑話中反諷現實社會的「左調」:「姓黨不姓黨」之問、「姓馬(克思)還是非馬」之問。
 

三隻雞姓社  五隻鴨姓資

 
「割資本主義尾巴」是毛時代的政治口號、政治運動。所謂資本主義尾巴,主要指農民種自留地(種菜的小塊菜地)、自養畜(豬、雞、鴨);其次是指城鎮的私人工匠(個體戶)幹私活賺錢,有人違反「統購統銷」政策在黑市做小買賣。官方禁止或嚴限種菜、養雞,既使農民生計困難,也使城鎮的食品供應更緊。
 
在說雞故事中,有網站重刊田紀雲過去談「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事。今年88歲的田紀雲,曾任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副委員長。他提到1965年在貴州的見聞,說農村人民公社管控農民甚緊:
 
「搞點家庭副業還會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一家養幾隻雞都有規定,超過是不行的。哪塊地種什麼都要按上邊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規定的很細。種的不對,就要拔掉。在這種制度下,農民簡直成了公社的『奴隸』,失去了生產的自主權,更沒有產品的支配權。」
 
萬里也說過,農民在人民公社像個奴隸。
 
在農奴化的公社,農民與生產隊、公社幹部的貓鼠遊戲是:「一見隊長來得急,家家戶戶藏母雞。」怕母雞被沒收或殺掉(號稱「割資本主義尾巴」),沒有雞種生蛋孵小雞。
 
1976年10月江青被推倒,文革卻未結束(稱1976年10月文革結束是誤說),接著而來的是後文革(或稱「後毛」)時段,一直延續至1982年。
 
在「後毛」時段,許多當權者仍推動「割資本主義尾巴」和「農業學大寨」。1978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副總理鄧小平(主席、總理均為華國鋒)訪問緬甸、尼泊爾,返程途中到成都,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1985年各省第一書記改稱書記)趙紫陽談經改,觸及「割資本主義尾巴」,有一段話成為「反左經典」:
 
「有些地方養3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5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
 
他認為「這是錯誤的,是形式主義」。
 
文革期間的豬肉「返還票」(或稱「賣豬留肉票」)。農民把私養的豬按官方收購價格賣給官方肉店,可獲「留肉」若干。(網絡圖片)
文革期間的豬肉「返還票」(或稱「賣豬留肉票」)。農民把私養的豬按官方收購價格賣給官方肉店,可獲「留肉」若干。(網絡圖片)
 

高學蘭事件 養雞也有罪

 
3隻鴨(雞)和5隻鴨(雞)之爭,源自廣東對「農民搞副業」的爭論。1977年11月,小平到廣東考察聽地方幹部匯報,才知道這種怪事。胡溫新政時段(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拍攝的《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2014年放映),讓觀眾從片集中重溫3隻鴨和5隻鴨之爭。小平「開金口」之後,廣東農村「先改革一步」,可以私養豬、雞、鴨,不必擔驚受怕了。
 
在貧困的西北各省,農民生活很苦,卻仍不准養雞,1980年仍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甘肅省(1958—1962年餓死很多農民)發生轟動一時的「高學蘭事件」。
 
甘肅蘭州市西固區陳坪公社的農民高學蘭因病不能下地幹活,靠做司機的丈夫買點飼料「偷偷摸摸養雞」,被幹部稱為「搞資本主義土圍子」,面臨「割資本主義尾巴」之困。1980年夏天,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聽聞此事,表示支持農民「搞些副業」,風波才過去了。
 
宋平沒下令「割資本主義尾巴」,是因為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主席制)胡耀邦和主管農業的書記處書記、副總理萬里,大力推動農村經改,支持試行包產到戶,救助飢餓中的農民。
 
家長一言堂 遠離法治路
 
私養幾隻雞,居然有復辟資本主義之嫌,是不堪回首的往事。現在雖已無這種荒唐事,但許多人期望「汲取歷史教訓」,防止類似的左禍再來。
 
「割資本主義尾巴」和「農業學大寨」持續很長時間,暴露「一黨領導」體制弊端。
 
弊端之一,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公權沒有法律和制度有效的制約,人權缺乏保障,個人崇拜的造神卻熾熱,以致形成一人決策、一人聲音的家長制一言堂。
 
毛時代的家長制,有反智、反科學的亢奮,衍生違背常識、勞民傷財的蠢事:全民土法煉鋼,競放水稻畝產數萬斤的「豐產衛星」,「割資本主義尾巴」和「農業學大寨」。其禍,恰如《孟子.離婁》言:
 
「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弊端之二,以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論」管治社會,各級當權者以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行事,任意編造階級敵人、階級鬥爭;以「資本主義復辟」為藉口,實行漠視民疾、不顧民意的極左政策(如公社的農奴體制、收回自留地),以「割資本主義尾巴」為名的管控手段,恫嚇民眾絕對服從,以維護家長、長官的「絕對權威」。
 
產生這些弊端的根源,是社會遠離法治軌道,當權者沒有人本施政觀。
 
 
本文原題〈養雞3隻5隻 姓資還是姓社〉,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