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實推進訴訟制度改革，使其從「以偵查為中心」轉向「以審判為中心」，成為辯冤白謗、防止錯案的當務之急。這也是當前貫徹依法治國方略的關鍵環節。
本月中旬，沉寂數年的兩起大案成為熱點。一是12月12日，河北高院認定的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一案峰迴路轉，被最高法院指令異地的山東高院覆查。另一起案件是12月15日，呼格吉勒圖故意殺人、流氓罪一案塵埃落定，內蒙古高院再審判決呼格吉勒圖無罪。聶、呼兩案情節大致相同，均發生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嚴打」時期。在兩個年輕的生命凋謝之後十年，「真凶」再現，從此聶、呼兩家家屬走上近十年的申訴之路。不同的是，到目前為止，在法律上聶案尚存懸疑，而呼案則蓋棺定論。
我們應當記住蒙冤者的名字
近些年來，媒體披露數起銜冤泉壤的惡性案例，而冤沉海底者不知凡幾；即便正義得以伸張，冤獄制造者卻很難被追責。「冤假錯案時有發生，嚴重損害司法公信」被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列為當前刑事訴訟的問題之首。
我們應當記住這些蒙冤者的名字，因為他們能夠時時提醒我們，刑事訴訟制度及其實踐還存在着嚴重弊病，能夠喚起社會的良知和責任感，找出冤錯案件一再發生的病根，堅決清除病灶。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明確宣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經得起法律的檢驗。這實際上是對過去「以偵查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撥亂反正。
刑事訴訟是一個科學的制度體系，包括偵查制度、公訴制度、辯護制度、審判制度、執行制度。中國的刑事訴訟呈流水線型。依據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定，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時的關系是「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樣設計的目的是「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但實踐表明，這一制度設計意圖未能取得理想效果。
防止冤案要由根本做起
在司法實踐中，由於律師在偵查階段難以有效介入等因素，訴訟制度往往異化成「偵查獨大」的局面；作為國家司法機關的法院、檢察院對偵查機關「配合得多，制約得少」，甚至有學者比喻「偵查機關是做飯的，檢察院是端飯的，法院是吃飯的，律師是要飯的」。在現行訴訟制度下，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律師權利被侵犯等亂像屢禁不止，以查明事實、定罪量刑為目的的庭審常流於形式，由此成為冤錯案件滋生的溫床。
圍繞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決定》強調，要全面貫徹證據裁判原則，強調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而上述措施的根本，仍在於「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作用」。
獨立司法也是責任司法。為了實現司法公正，《決定》還明確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而強化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辯論權、申請權、申訴權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則成為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範、及時糾正機制的重要環節。
平反冤獄凝聚人心，捍衛人權還需制度。我們為沉冤得雪而心感欣慰，更需不停地為構築人權保護的現代法律制度鼓與呼，因為，「辯冤白謗為第一天理」，它不僅是法律人的事，也是天下人的事；而天下人的事，自當天下人為之。
原文為2014年12月22日財新傳媒《新世紀》周刊第49期社評，本社獲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