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四川劍閣縣法院賣雞的事，涉及劍閣縣一家企業因土雞滯銷而「資金鏈斷裂」。（亞新社）
劍閣縣法院 督導賣雞事
春節迎雞年，華人聚居之地都說雞年故事，取吉祥如意的寓意。北京、天津等地網民的「網談雞年」，則夾雜苦澀的故事，藉往日故事對現實生活感慨一番。
有的網民、博客上帖，重刊有關雞的「紅頭文件」，說些有趣的故事。有四川省劍閣縣委和縣政府的紅頭文件，居然指令縣法院督導賣雞以求社會維穩。對於香港讀者來說，這是十分滑稽的雞故事。
劍閣縣在四川省東北部，為廣元市的轄縣。四川近幾年出了不少大貪官，其中有當過四川省委書記的周永康（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當過成都市委書記的李春城，貪污受賄近一億元或數億元。
四川等省的不少市、縣，濫發紅頭文件，有的關乎政治維穩，有的謀取經濟利益。紅頭文件是指各級黨政權力機關下發的「重要文件」，在印刷品中，文件名稱或發文者套紅以示「權威」，故稱為紅頭文件。
攤派買活雞 法官幹副業
四川劍閣縣法院賣雞的事，涉及劍閣縣一家企業因土雞滯銷而「資金鏈斷裂」。中共劍閣縣委和縣政府「健康畜禽產業發展推進辦公室」，怕賣土雞的企業倒閉，會引發農民「集體鬧事」，便發出一份紅頭文件，要全縣公務員每人買雞20隻，每隻60元，全部1200元在「年終績效工資」扣除。
紅頭文件指定縣法院為「縣賣雞領導小組」成員，參與「指導賣雞運動」，文件稱：「由法院指定了專門帳戶，錢直接給農戶。」
官媒一篇署名評論稱，「倡議」公務員買雞，實是縣政府濫用行政權的攤派。它說：「當法院也參與這場『賣雞運動』時，可以看到，當地政府以及一些主政官員可能連基本的法治概念也漠視了。……讓公眾看到了有的地方政府和官員法治觀念的真實水平。」
對於法院參與「賣雞運動」，網民「反應熱烈」。有極毛派留言，曰：「法院參加賣雞，是為人民服務，毛主席的好學生」。
有人則稱：法院賣雞，不算「新鮮事物」。早幾年，有些地方的法院還兼做計劃生育（管人家幾時懷孕、幾時可以拿「准生證」）；有的縣法院及其下屬法庭的女性書記員，居然要兼顧查詢婦女每月是否來了月經，被稱為「月經警察」。還有的人要「查三陪」、「抓嫖」和攔截上訪，稱「服務大局」、維穩第一。
專業水準低 涉及地方化
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之下，法院分為最高法院、省（直轄市）高級法院，地級市中級法院，縣法院（稱基層法院）。
中級法院以上的法院，大致不必「幹副業」，不少地方的縣法院及其下屬機構，則經常要「幹副業」，最常見的是承擔縣委、縣政府攤派的招商引資任務，有的縣還有「量化任務」的一套，即每個法官、書記員一年要招商多少萬元。
攤派都有政治名堂，例如維穩，維護黨的絕對權威，配合政治中心任務，服務大局。
基層法院「幹副業」：從招商引資到賣雞、抓嫖和計生，是長期存在的官場現象。這是「地方化現象」的一部分。在經濟較好的市、縣，「幹副業」已大大減少了。
所謂地方化，還包括地方黨委和政府控制檢、法機關的編制和經費，下政治批示干預司法。《北京青年報》曾發表文章透露：「一些黨政領導隨意對司法機關做出指示，以權壓法，導致司法權地方化的傾向嚴重。」
北京的思考型法學家陳光中，提到要正視並消除「地方化現象」；他在《中國法學》雜誌發表文章，論述「去地方化」是推行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2017年1月，北京知識界一個網站重刊的江平文章，亦論及「去地方化」，他說：「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是法院改革裏至關重要的一條內容，如果你的人權、事權、財權都由地方縣一級的政法委或者有關部門掌握，就沒有辦法脫離它的干預。」江平是體制內改革派，曾任中國政法大學（北京）校長，有法學界泰斗之稱。
基層素質弱 法治路艱難
地方黨政當權者向法院攤派「副業」，法院承擔「幹副業」任務，暴露黨、政、法院的官員缺乏法治觀，市中級法院、縣基層法院的專業化水準偏低。要使司法正常，法官或其他執法者不能「幹副業」，法院必須以有效的機制規範和提升專業水準。
專業化的意涵，一是法律界的從業者，需具備足夠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二是法官和其他執法者的綜合素質要提升，綜合素質涉辦案能力、操守、不以公權謀取私利。
不少基層法院的法官、書記員並未受正規大學教育，缺法律專業知識訓練，在法院系統任職後又常要配合政治任務「幹副業」，以致缺乏專業水準，有的法官連判決書也寫不通。
山西省絳縣發生過這樣的怪事：半文盲的汽車司機姚某，靠關係網和以錢買官當上縣法院副院長，寫判決書白字連篇。各省的基層法院，都有過類似的荒唐事。
黨政機關控制法院、干預司法，而法院專業水準又偏低，不少法官貪污腐敗、買官賣官，是社會走向法治軌道的一大障礙。
本文原題〈法院賣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原載信報，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