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提7000萬 說左禍道啟蒙

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決定,把方案定為漢語羅馬字母拼音法的國際標準(ISO7098),成為外國人學漢語的「載體」。
封面圖片:1947年的周有光(Wikimedia Commons)
 

批判毛文革 遭毛派網圍

 
德高望重的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1906—2017),於本月14日病故於北京。相對較為開明的北京傳媒新京報網和財新網,於當日發刊相關消息,稱他為「漢語拼音之父」,有的文章讚揚他獨立思考。極端毛派則對他「網圍」(網絡圍攻),指責他讚民國、反文革和批毛是「妖術」。
 
他是1950年代漢語拼音方案的參與者(註1),在黎錦熙、王力、林漢達等主導下,參加漢語拉丁化工作,以拉丁字母b、p、m、f(共26個)替代民國以來的注音符號ㄅ、ㄆ、ㄇ、ㄈ(1949年後的台灣仍保留和推廣注音符號)。
 
方案於1958年定案推行,對兒童識字、成人掃盲和推廣中華國語(普通話)大有幫助,這是拉丁拼音文字之功。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決定,把方案定為漢語羅馬字母拼音法的國際標準(ISO7098),成為外國人學漢語的「載體」。
 
香港媒體對周氏亡故的報道,都提他與漢語拼音方案的關係、近幾年的出版物,卻未提他與北京老人精英群的再啟蒙。
 
近10年,他在知識界的光環,是參與再啟蒙,在回顧歷史中述評左禍,呼籲汲取「歷史教訓」。這正如《戰國策》言:「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人生五時段 拼音和百科

 

周氏一生傳奇。他在1949年後的人生路程,筆者分為五個時段:
 
1955年以前,是「周經濟時段」,在上海復旦大學等校的經濟系當教授;
 
1955—1965年,是「周拼音時段」,在國務院文字改革委員會任文改所研究員、第一研究室主任,主攻漢語拼音文字;
 
1966—1976毛文革年代,是「周下放時段」,在寧夏的五七幹校幹苦活;
 
1980—1990年代,是「周百科時段」,當《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編委;
 
2000年後,為「周啟蒙時段」。 
 
在最後一個時段,他備受知識界思考群關注。他反思歷史事件、體制弊端和鼓吹再啟蒙,贏得尊敬、好評。 
 
近10年間,北京知識界老人精英群有再啟蒙的共識。他們正視封建殘餘和毛文革遺毒,繼續批判極左政策、造神的個人崇拜(註2),呼籲對自由、民主、科學的再啟蒙和關心民疾,期望迷信教條者脫離蒙昧。
 
在老人精英群,除周有光和年過百歲的李銳,還有何方(曾任張聞天秘書)、江平、杜光、杜導正、郭道輝、資中筠(均八、九十歲)及已故的于光遠、許良英等。在知識界影響力特別大的,是資中筠(註3)、李銳、江平、杜導正和于光遠。
 
近10年間,周有光出版的文集、回憶錄有《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周有光文集》(15卷)、《百歲新稿》、《朝聞道集》、《拾貝集》等。
 
他的文稿感時憂民,有為民請命使命感,對再啟蒙有理想主義的色彩。
 
對於再啟蒙的意涵,他強調回歸知識、回歸五四(民主、科學)。他說:「民主要學習的。國民黨不僅有一個三民主義,它還有一本書叫《民權初步》,講什麼是民主,民主的概念要學,方法也要學。」
 
原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今年87歲的資中筠,為《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作序(2013),寫了這一段話:「在長年謊言蒙蔽下,啟蒙工作還是任重道遠,特別需要像周老這樣的智慧之光驅趕蒙昧的黑暗。」
 

說歷史真相 涉殺人放火

 
周氏大談毛時代的左禍,呼籲了解歷史真相。談論中觸及「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殺人放火的悲劇。
 
他引述「毛是秦始皇加斯大林」之說,提到毛時代「搞得很亂」,1949年後「前30年都是破壞,破壞得太厲害」。
 
他讀史學家余英時為梅振才的《文革詩詞鉤沉》寫的序,稱「余先生是我久已景仰的學者」,並寫下「學習筆記」:「文革正是一次不折不扣的『亡天下』。文革之前已經大開殺戒,緊接10年動亂,實際是30年大毀滅。中國的傳統價值和近百餘年來從西方引進的現代普世價值,一掃而盡。」
 
他又寫道:「20世紀革命高潮中,蘇聯無辜死亡6,000萬人,中國無辜死亡7,000萬人,一說8,300萬人。不久,蘇聯轟然瓦解,中國『粉碎五人幫』。評論說,人體內有自戕基因的闌尾式遺存。這是自戕的類型。」(註4)
 
他說的5人幫,是指毛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是針對神化毛、迴避毛文革罪責之說。喊「高舉紅旗」和「反歷史虛無主義」者,稱毛文革的動機良好,毛是「為人民服務典範」。
 
他對毛文革悲劇的一系列談話,實是批駁神化毛、扭曲歷史的謊言,但未超越1980年代初官方對毛文革的「評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述評毛的左傾錯誤,說他「主觀主義和個人崇拜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導致「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日益滋長起來」,「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講往日故事 喜借古諷今

 
有媒體稱周有光是「思想家」,這樣的稱號並不恰當。他談論再啟蒙,只是常識的表述,不是什麼有系統的理論,但頗獲年輕人受落。
原因之一,是他閱歷廣、閱讀多,擅講故事,在說故事中道出造神愚民的悲劇,讓不太了解歷史的年輕人受啟發。
 
原因之二,是這幾年官方的「口罩主義」令言論空間收窄,借「古」(說毛文革)諷今是另類建言;周氏的講故事,恰似《史記.滑稽列傳》云:「常以笑談諷諫」,引發有現實焦慮者的共鳴。
 
 
註1,在1950年代前期,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的主任,是郭沫若;副主任為張奚若、胡喬木,分別是科學院院長、教育部部長、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註4,北京等地不少文人也提7,000萬,指大飢餓(1958—1962)餓死約3,500萬(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馮客的《毛澤東的大飢荒》一書稱超過4,000萬);葉劍英曾說,文革時死了2,000萬人;在文革前和江青集團倒台後死了約1,500萬。這是指「非自然死亡」:被指為階級敵人處死、批鬥折磨和刑訊逼供致死、被迫自殺和餓死。 
 
 
本文英文節譯:
 
本文原題〈111歲學者周有光 生前鼓吹再啟蒙〉,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