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給孩子屬於自己的空間

 

 

我先是在聖約翰大學學習，那是一所帝國主義辦的教會學校，有比較好的教學條件，圖書館書報雜誌很多。老師非常鼓勵我們去圖書館廣泛閱覽，培養興趣。另外，老師還教我們怎樣閱讀。大一時，我們每天去圖書館讀報，有個英國老師跟我們講每天應該怎麼讀報，他說讀報是有方法的，讀報時要問自己：今天新聞中哪條最重要？為什麼這條新聞最重要？這條新聞的歷史背景是什麼？不知道就去查書。後來我們按照他的方法去看報，真的很有收穫。以後我把這種方法用在讀書、做研究上。這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

 

那時老師非常強調培養學生興趣。但興趣是自然產生的，不是勉強的。現在的教育負擔太重，孩子們沒有一點自已的空間，興趣也就沒有生長的土壤。我上的中學、大學都是當時最好的學校，但我們的學習非常輕鬆，中學時9點鐘才上課，上午只上正課，下午是遊藝課。遊藝課包括圖畫、音樂、寫字等內容，不考試不計分數，很輕鬆。我們那時沒有任何家庭輔導。因而學得很輕鬆，也很快樂。上學時，我就利用課餘時間讀了不少語言學方面的書籍。

 

我們從中學開始一定要住校學習，從禮拜一到禮拜六，學校絕對不允許學生出去，這可以使學生集中精力讀書、學習。現在大部分學校沒有這個條件，學生受外界影響就比較大。那時的大學是很有貴族味道的。當時我很窮，考上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上海聖約翰大學，我姐姐在上海教書，有崇洋思想，希望我到聖約翰讀書，但聖約翰的學費很貴。姐姐的同事知道後就把她家裏當作財產儲存的皮衣當掉，接濟我讀書。

 

為了能順利完成學業，我一邊上學，一邊給工部局（當時帝國主義在上海租界設立的行政機構）做翻譯。放假就在上海打工。第三年，我在學校通過考試獲得了一份工作，這樣就應付了學校的費用。我覺得那時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學生有時間從事一些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有時間從事勤工儉學活動。現在的教育給家庭和孩子的負擔太重了，孩子沒有自己的時間。現在清華、北大都在慢慢地改，這是一個好的開端。

 

 

那時中學小學有許多很優秀的老師，我的老師讓我們平時覺得很輕鬆。我想一定要輕鬆才能學得好，緊張是學不好的；不是壓力愈大就學得愈好，壓力太大學習效果就不會好。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我主張教育要提供寬鬆的環境，我們當時的老師強調興趣，認為沒有興趣是學不好的。必然的興趣同偶然的機會結合，就能成就事業。語文改革也是如此。

 

語文改革是語文自身發展的必然，不是人為的、簡單的事件。20世紀50年代制定漢語拼音方案，只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今天搞拼音方案就不一定能成功，因為目前存在一種復古思潮；在文革期間也不行，因為那樣就會被批為洋奴。

 

 

我不認為讀了文言文就能寫好文章。《光明日報》記者問我如何看待有人提倡文言這件事？我說21世紀提倡文言是時代的錯誤，要先把白話學好，再學文言。白話文言二者語法是不一樣的。你一會兒文言，一會兒白話，文言學不好，白話也學不好，反而把小孩子搞亂了。你可以學古代的語言，但要選修。古漢語不是基礎教育的內容，是大學生學習的一種專業，非專業的人不用學很多的古漢語，接觸一點就可以了，但白話文一定要學好。從教育的角度看，是先了解現代，再了解古代，而不是先了解古代，再了解現代。你白話學好了，古代的東西就可以自動學了。

 

舉個例子，我受邀請去了日本，才知道日本小學生就用鉛筆，不用毛筆、鋼筆，因為寫字方便。書法是一種藝術，是少數人的事，不喜歡就不用學。寫字是每一個人必須掌握的本領。日本教育注重實用書法，中學生也不用毛筆寫，只有搞藝術、搞書法的人才用毛筆。

 

 

在教育上，我們要很好地學日本，日文跟中文相近，日本語文教育和我們相近，我們可以借鏡。

 

我還想談談寬鬆的教育環境的重要性。我的曾外孫6歲從美國回來，在看英文的福爾摩斯。他們不評什麼「三好學生」，認為評等級排隊會使其他學生產生自卑心理；老師並不佈置家庭作業，他們回家後沒有作業。讀書都是自動的，不是強迫的。這種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與我們現在的很不一樣。我在中學時，每學期也要考試排隊，平時則沒有，老師也不會處分成績差的學生，不會看不起他們。處分學生不是一個好辦法，那會壓抑學生的思想和精神，影響完善人格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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