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任何王朝都不能永恆，必定有一定的期限。儘管無人能預測清王朝能統治多久，但輪迴對中華帝國肯定是不可避免，其興盛、衰落都會遵循迴圈的規律：政治、軍事充滿活力，青年時代的勃起；投射到社會，形成和平與穩定的守成期；繼之以孱弱，最終難脫宿命式的衰落。到嘉慶、道光年間，儘管帝國這艘巨輪一直還在固執而孤獨的緩慢前行，但其時的世界潮流已不再允許它獨往獨來，更主要是處於大船底層的水手——廣大民眾抗命不從，以暴民的不馴，直接挑戰皇權，天朝的衰落已不可逆轉。
窮兵黷武 消耗國力
作為一個征服的王朝，窮兵黷武一直是滿清貴族的首要選擇。多爾袞以數萬鐵騎踏破山海關，憑八旗之力將順治送入紫禁城。入主中原後，每一代皇帝繼續迷戀於發動大型戰爭。在平定三藩、統一台灣、完成對中國的軍事統一後，整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仍接連不斷在北疆和西北進行大規模的窮兵黷武。舉世不斷的開疆拓土，客觀上創造了萬世不朽之動業，前朝沒有一位中國皇帝擁有如此廣闊的疆域；同時也徹底消耗帝國的實力，逐漸耗空了內地的錢糧、八旗的戰鬥力以及明末累積下來的火器。
乾隆登基後，滿清王朝攀升到顛峰，同時也進入了中國史上最奢侈的年代。皇帝數次南巡，用財富堆積起來迎駕活動，導致數年間便有一次大規模廣域的勞民傷財。宮廷不時安排建成規模金碧輝煌的宮殿和花團錦簇的庭園建築，僅皇帝熱河行宮一處，沿湖便建有樓閣亭台50餘處，令英國使節馬嘎爾尼歎為觀止。君主慣常好大喜功，馬不停蹄的擴張令軍費日增。帝國揮霍無度的結果，將王朝的財富消耗殆盡，令國庫轉為空虛。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王朝迴圈下行明顯，許多軍需和宮廷的消費，轉向靠捐納賣官，勒索商民捐獻，甚至沒收官員財產抵充國用。
中國式的周期性王朝更替，無論其間歇期長短，均以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為代價，導致中華帝國的人口基數長期徘徊。從康熙到乾隆長達130年的統治中，一直奉行與民休息政策。至遲從1693年起，康熙就要求各地呈給他個人的「密折」，必須逐月報告地區氣候、農業豐歉和糧價波動。並從康熙五十年（1712年）開始奉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
百餘年的承平世界和卓有成效的懷柔統治，最終打破了中國長期以來人口與土地的平衡。1660年清初時，全國人口不足1.5億。到嘉慶十七年（1812年），人口猛增到33,370萬（當時世界人口也不過9億）。與此同時，耕地面積只不過從5.49億畝增加到7.91億畝。
稅賦制度崩壞，貪官污吏有機可乘
在以農為本的國策約束下，傳統農業發展到極限已無以為繼，人均土地的急劇減少，令農戶家無餘糧，更有甚者已是食不裹腹。實行固定的人丁稅制，田課由地方官員按過去數字攤派，造成人口、田地和稅賦都變成固定數字，不再反映耕地面積和實際收成情況。這種失去基本資料的管理，給貪官污吏極大的貪污空間。人口激增下，社會底層的基本生活大面積出現問題；永不加賦的政策走向反面，民眾被貪腐上下其手，遭受更深的盤剝；利益的驅動中，有產階級大規模的土地兼併日趨嚴重；在各種矛盾催化下，大批順民只有選擇揭竿而起。生於嘉道年間、死於割地求和之際的名士兼詩人龔自珍，曾在自己的文章裏感歎道，「開埠以來，民之驕悍，不畏君上，未有甚於今日中國者也」。《宣宗實錄》給予了同樣的印證，官式史料對販鹽集團的描繪是「器械林立，長江千里，呼吸相通，甚則劫官鹽，各處關隘以賄相通」。
窮兵黷武，好大喜功，非數字管理，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惡性循環下，民不聊生時，當落草為寇成為一條活路，遍地皆賊遂成為一種正常現象。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和尚萬提喜在福建漳浦縣高溪創立了天地會。當時，隨着人口激增，福建人均耕地佔有量由清初的17.11畝銳減到1.71畝，大批農民轉為苦力、無業遊民，甚至淪為盜匪，社會上「擄人勒贖，糾眾殘殺，習以為常」。無助的百姓為了自保，爭先恐後的加入秘密會黨。到了嘉慶、道光年間，隨着社會矛盾愈演愈烈，秘密教門、會黨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比較大的組織有天地會、白蓮教、天理教、撚黨、兄弟會、三合會、紅陽教、青蓮教等，小的組織則不計其數。當組織發展到一定規模後，首領的政治野心亦隨之膨脹，出現了從自保到造反的根本性轉變。
白蓮教揭起反清運動
社會動盪下，王朝逐步失去對鄉村社會的控制。18世紀末，白蓮教在中原地區復興。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湖北西北部，醫生兼術士的劉松公開宣揚彌勒佛降臨。被抓後，繼任者劉之協隨即預言將會出現新的「劫」。當局逮捕第二任先知，大肆鎮壓追隨者。但大恐慌的傳播並沒有停止，白蓮教的會眾與日俱增。其後，清軍奉命借道湖北，前往西南鎮壓苗民起義。部隊沿路劫奪，搶劫村莊，強姦婦女。在官逼民反下，1795年，白蓮教乘機起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清運動，叛亂很快從襄陽延伸至湖北其它地區，隨即河南與四川加入反清陣營。通過分權，在地方紳士的鼎力相助下，清軍於1804年平定將叛亂。前後九年間，朝廷軍費開支達白銀2億兩，相當於清帝國4年財政收入的總和，王朝的衰落被拖至谷底。
民眾生活困苦，造反成唯一出路
閉關鎖國下，其它皆為末業，當土地不足以保證民眾溫飽時，求生的衝動只能教人造反。張集馨在成都為官時，見識到號稱天府之國的流民生活窘境，「每日清晨城門啟後，四門進城者不下兩萬人，皆身無寸縷，入城營趁，為人扛抬負重，掃地拾穢以資口食」。而做過小京官的龔自珍，親眼目睹的京城情況則同樣是「崇文門以西，彰義門以東，一日不再食者甚眾，安知其無一命再命之家也？」皇城根下的民眾謀生如此艱辛，因而1813年天理教禁門之變的鬧劇始得以上演，一個市井無賴，竟然成為了數萬民眾頂禮膜拜的首領，區區70人，每人兩塊白布加一把刀子，就義無反顧的向紫禁城發起攻擊。整個嘉慶年間，黃河先後共氾濫17次。天災加上河道官員中飽私囊的人禍，無疑進一步催谷了造反大軍的崛起。1808年後方問世的天理教，很快就吸引了數萬人加入，成員遍佈京畿，逐漸擴張至直隸、河南和魯西北等地的貧寒無告之輩，五年內他們就掀起了攻打皇宮的壯舉，並推出了改朝換代的大計。
民變達246次 帝國注定沒落
帝國由盛向衰的轉換期中，底層民眾更為受到排斥，沒有絲毫的話語權；王朝的社會流動嚴重受到阻塞，專制下的不平等社會結構進一步僵化，讓人看不到任何未來；百姓整日忙於生計，到頭來卻連溫飽都成問題；社會處於亂象，人們為了自保，必須依附於各類秘密教門、會黨，繼而被迫將人性中愚昧、甚至於殘暴的一面率意釋放；各色人等由自衛、自足到野心膨脹，更由割據一方到問鼎廟堂。整個社會的不安定，將絕大部分成員綁上了造反的戰車，讓大清王朝陷入了無力自拔之境。根據《劍橋中國晚清史》的統計，在割地求和前後（1836至1845年）十年間，道光朝統治下的民變達246次。無民不亂給清王朝帶來了沉重的打擊，民變迭起從根本上動搖了帝國的根基。
君主獨裁，全民為奴，帝國步入了兩千年來專制主義的極端。吏治腐敗，政以賄成，官員貪污被官場視為顯規則。文化禁錮，精英自保，絕大多數士人鑽進故紙堆而集體失聲。民心思亂，造反有理，揭竿而起成為最容易的選擇。與此同時，長期的閉關鎖國統治，百業農為本的國策，徹底扼殺了經濟轉型的誘因。前有連年征伐不斷，後有大面積的反叛不靖，無兵不掠使王朝的軍事能力早已淪為笑柄。當牛頓的科學重新武裝了西方世界，世界格局已然為之一新，茫然不知的中華帝國還沉溺於天朝上國的自戀。皇權仍在招搖過市，然國勢的沉淪已不可逆轉。一個荒淫而腐敗的朝廷，一個無序而貪污的政府，一個被叛亂弄得千瘡百孔的帝國，一個不知世界早已前行的自大的落伍王朝，國本動搖，人心盡失，最終只能選擇以割地、賠款求和，暫行賞借宣告了天朝的沒落已不可逆轉。
下文預告：林則徐堅決銷煙，觸怒英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