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北京故宮博物院（Pixabay）
當政府宣佈將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故宮文化館)的好消息後，引起了我預想到的爭議，而愈趨政治化，實在使人擔憂! 希望在這裏冷靜地表達點滴的意見。
西九能設立故宮文化館是具有客觀條件的。這是我們藝術愛好者的夢想。讓我們先閱一段文字，國內評論家皮道堅先生在《畫字我心》(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出版)第四頁這樣寫: 「我有幸專程赴港參觀為香港回歸十周年而舉辦的『國寶之重實── 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在我來說那次參觀是一次難得的人生際遇,與一些心儀神往久矣的中國古典書畫珍品作近在咫尺的對話交流，實乃人生一大幸事,那是一種少有的、特別的審美體驗。」
「展廳裏的人比商場超市還要多，卻出奇地靜。周圍和我一樣靜; 排隊移步凝神觀看的香港觀眾，令我十分感動。老實說更令我感到意外，想不到在這樣一個生活節奏繁忙緊張的現代國際大都會裏，會有這麼多人沉靜專注地欣賞中國古典書畫。這不僅讓我再一次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吸引力，讓我想到了藝術和之外的好多問題。」
大眾不乏藝術欣賞興趣
其實，香港康文署多所博物館由2007年至2016年間，曾多次與故宮博物院合辦展覽，展覽了625件珍貴文物，在共17個月的展期裏，吸引了約78萬人次觀眾，數據雖未顯示港人與遊客的比例，但故宮展覽在香港，確有吸引力。
我很欣賞香港文化公務員做出的這樣好成績，也欣賞政府官員能從中掌握民情，主動積極地爭取更密切的合作，令故宮博物館同意在香港設立分館。
市民的意願不一定要通過公眾咨詢去了解。讓我們再看一些民間的例子，同樣能反映大眾對欣賞故宮文化的渴求。
香港設計師趙廣超早在新世紀初開始，對故宮文化產生興趣。他曾帶領自己的團隊實地測量考察，繪製出版《紫禁城》地圖掛軸，令故宮博物館領導層欣賞，更與他共同設立故宮文化研發小組，擔任總監一職至今。
2007年至2009年趙廣超獲資助，發展故宮及中國文化研究項目; 並得香港與中外機構支持著作出版多種故宮文化叢書。2010年，趙廣超策劃了《我的家在紫禁城》大型展覽，於太古坊 ArtisTree 展館舉行，在一個月展期內錄得了超過35,000人次參觀。
趙廣超更設立一個教育團隊，策劃推行故宮文化工作坊。他們做過7000多場，大部分在香港，也包括北京和新加坡等地區舉行，受眾共約15萬人次。
2009年，進念•二十面體在香港文化中心辦「大紫禁城」展覽，並推展國民教育計劃，包括公開演講座談。展覽17天，觀眾約17萬人次; 教育活動的40天，受眾約1400人次; 多媒體音樂劇場與崑劇演出共8場，觀眾約6000人。
2007年，進念•二十面體出版了胡恩威主編的《西九藍圖》，書中多位文化學術界人士著文討論文化區應如何發展規劃的議題。在第39頁的西九想像藍圖中，載有設立「故宮博物館分館」的建議，所想像的地點正與現時選址非常接近。我身為進念董事主席也感到自豪我們具有如此前瞻性的見解。
真誠、無私地發表意見，遠比接受形式化的調查諮詢有用得多。我不介意自己獲知在西九建故宮文化館之事較遲，但我已在與司長個人電話會議中坦誠地充分表達對建館議題的意見，亦更願意繼續思考和提出對這項目長遠推展各種見解。
增設展覽 打破藝術品命運
除了上述西九建立故宮文化館具有顯著的民情基礎之外，另一項客觀條件就是，不論官方與民間都擁有令人欣賞和信任的故宮文化研究和策展人材。這不但體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曾將由香港康文署博物館團隊策展的展覽整體移往國內博物館巡展，獲得高度評價; 趙廣超自覺地專注於故宮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如他自己所說的做事作風，即香港人所謂「均真」一種勇於承擔的責任感，使人讚賞和重視。這只是一兩個我熟識的例子，我相信香港還有不少的學者、專家和默默治學的專才，對中國文化熱愛又有所貢獻。這應是故宮為什麼讓我們在香港設立第一個分館的重要條件。
於香港的利益而言，香港故宮文化館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已有很多正面的論述，不需我來重覆。我只想補充一點沒有人提及的觀點。前文提及在過去10年間，康文署幾所博物館共用了17個月的展期和最寬裕的展場展示眾多珍貴的故宮文物。如果將來建成了專設的新館，不但可以長期地展示更多的珍品，更可以令本來已經不足夠的空間和展期，恢復展示香港文化藝術的功能。香港藝術館和香港文化博物收藏有大量的香港藝術品與文物，能在兩館展示的機會都非常稀少 (這是擴建香港藝術館的原因)。香港藝術館開館以來很少策展香港美術史的藏品展;很多健在的資深香港藝術家，都沒有被邀舉辦個展的機會，更徨論讓多些中青輩本地藝術家的展覽，實現推動香港藝術發展的使命。
17個月的展期可最少舉行5至6個大展，亦可以辦8個或更多，最少可以讓較多香港藝術家的館藏改變不見天日的命運。那是市民的財產，理應有欣賞的權利。
建築師最佳人選 拒絕政治化
說到怎樣選擇建築師的問題，我是很支持現時的決定。
香港設計業界一向反對無償競稿與價低者得的招標機制(《設計心法100+1》第84-85頁)。香港設計師協會早於10多年前向本地最大的創意採購者香港政府建議廢除這種傷害創意力量的機制，當年已經立項檢討(第三類優先議題)，可惜遲遲未有進展。
這次故宮文化館建築師聘用方法試用專業原則選擇乎合條件的本地優秀專才負責，是我們業界樂見的決策。我不再重覆嚴迅奇建築師的資歷，與及他怎樣符合這項目須考慮的條件; 我深信他作為一位傑出設計師，在設計過程中必然會聽取用家，包括市民、外來觀眾、捐贈者、營運者的意見，分析定位，尋求最佳的建造方法，充分發揮他的才華。這是我們的期許。
正如專欄作者劉健威稱 (信報2016年12月28日/ 2017年1月4日): 這次合作，花的又不是納稅人的錢，卻為香港添增了文化色彩，加強了西九文化區的吸引力，怎樣看也是好事一椿; 有刻薄論者貶抑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價值，香港是「執三攤」，那只是文化無知──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質量是全國之首，展品質素已具在，要是實體建築設計成功，足以令人重新界定這個城市令這城市更聞名於世，興旺起來。
當下任何事情都政治化，社會又缺乏互信和共識，此事通過「正常程序」，恐怕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成事? (信報 2016年12月28日)
現時討論焦點在於程序的合理性多於這件事對香港是好是壞……政客們關心的是自己的政治話語權多於香港的整體利益，這是香港內耗不已的主因，良可哀也。(信報 2017年1月4日)
我只能為香港整體利益坦誠地說點真心話，默默地祝願好事成真!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