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運動結束後本地政治生態面貌如何，目前固然未可預料；有謂北京政府將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政治操控，而本地各方則會加緊尋求化解社會深層矛盾之道。大部分人則認為，在政治僵局足以癱瘓政府的形勢下，香港公共決策素質恐怕會從此走下坡，也有人預測本地民主運動將使社會更形分化，讓民粹主義乘勢而起。
以上觀點勾劃出當前的政治關口，香港的民主政制或已陷於前路茫茫的險境，今後何去何從更堪憂慮。未來發展是自由民主制抑或民粹式民主？
1997年英國政府撤出香港後，本地政制似曾有望演變成自由民主制，但隨着政治環境漸趨壁壘分明、僵局常現，自由民主制的發展變得前景未明。
香港社會邁向自由民主制的發展進度一直未見理想，令部分人義憤填胸，民粹式民主觀念逐應運而起，且愈見昌盛。佔領運動出現而持續不止，相信更令政制發展偏離自由民主制，逐漸走上民粹民主之路。
方法理想 兩種觀點
民主是帶有公義原則的政治理想，強調人皆有平等權利和均等參與機會，並透過投票、選舉等渠道以實現這理想。
自從民主成為世人着意爭取的訴求以來，關於作為一種政治方法（涉及投票、選舉）應如何構建，才最能實現政治理想，一直眾說紛紜。若要民主在政治上發揮實質作用，理想和實現方式必須貫徹始終，方能成功。
民主人士一致公認，民主政制聚焦於以投票為基礎的均等參與機會，但「一人一票」並不保證能產生人人受惠的良策，這道理非常顯淺，不難明白。足以引發爭議的關鍵，在於民主理論中對自由的真義如何理解，其中分為「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對於投票及選舉有何目的及後果，各有詮釋。
英國自由主義大師伯林（Isaiah Berlin）將自由分為積極、消極兩種。「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指個人行動中不受任何他人（尤其是政府）脅迫或干涉的一種自由，自由民主制擁護的正是這種觀點。
「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則指掌控自我生命及命運，並透過參與民主活動集體掌控社會命運，實現達致人類道德理想與社會公義的共同理念，民粹式民主（包括社會主義民主）採納的正是這種觀點。
自由民主 制約多數
最令自由主義憂慮之處，在於政府可以隨意行使強權，迫令民眾支持官員視為必要的政策，英國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權力令人腐化，絕對權力令人徹底腐化」的名言，反映的就是此一憂慮。自由主義中人寄望，政府官員礙於擔心有損下屆選舉的選情，於是在行使強權方面知所收斂，換言之，自由的防禦機制繫於民主選舉的紀律作用。
自由民主制度下，政府的一切權力均直接或間接源於民眾，從政者來自民眾，任期有限。自由民主精神在於確保參與、公平，自然視大眾選票為必須的要求，而另外的要求則是任期設限，目的在確保自由。
這兩項要求構成自由民主制的全部定義，但對候選人的素質並無進一步要求。根據自由派的觀點，投票的作用僅在於監控公職人員，而辭退官員的權力則是自由受到威脅時的基本防線。
自由民主政制的一大挑戰，在於如何制約多數統治（majority rule），以保障個人自由和小眾利益，在一人一票的情況下，這項挑戰自然非同小可；解決方法在於對投票及選舉設立制約機制，諸如憲制約束、三權分立、多院制、司法獨立、新聞自由、選舉條例、有限任期及定期選舉、拉布守則，及其他足以保障小眾及個人利益的各種安排。
具體細節則因地而異，視乎當地情況及歷史因素，設立上述所列的制約機制，旨在制約政府權力，而「小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就是促成自由民主制行之有效的必要條件；各種制約機制難免存有缺陷，間或產生政治矛盾，導致政局陷於膠着狀態，甚至引發暴力衝突。
當代的政局又面對另一新挑戰：狹隘特殊利益漸居主導，左右政治進程。環顧全球民主政體中經常產生的僵局，可見當初為求限制政府權力的制約機制，反而誘發當前的小眾專制。
民粹民主 唯我獨尊
「積極自由」這一概念較難掌握，指的是正確行事的自由，而非不受干擾的自由。在民粹主義者心目中，社會所以自由，皆因眾人透過參與民主活動去掌握主宰社會生活和命運；民眾所以自由，皆因社會大眾行事追求道德理想及社會公義；民粹主義民主政體所以自由，因為民眾有共同的目標與理念。
共同的目標亦即社會「公意」（general will），民粹式民主假設公民對道德理想及社會公義的觀點是一致的，而且私底下並無難以化解的恩怨與利益衝突。這一觀念的起源，可追溯至康德（Immanuel Kant）哲學。「公意」可從諮詢公民及總結共同利益之中取得。
民粹主義者認為全民投票是尋求「公意」的最佳辦法，佔中運動三番四次借助公眾諮詢以及非正式公投，以期發掘民意（public’s will）；2010年泛民政黨的「五區公投」以及佔領運動主事者提出的類似建議，均屬民粹主義的思維方式。
民粹主義者認為有機會參與投票即可從而獲得自由，投票結果代表自由本身，而由此所制定的規則包含自由的意義，應視為正當並受尊重；自由於是等同於遵從民眾自訂的法律，這是民粹主義者的「公意」所在。
民粹主義理想要求民選政府迅速果斷，以立法方式確立當選者政綱，任何有礙落實這項民意授權的憲制約束或適當程序都不能容忍，最簡單的解決方法是把之廢除。
同一道理，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為免個人及小眾受制於大多數而設的各種機制，在民粹主義者看來也就無足輕重，廢除一切約束之後，要變更選舉安排更輕而易舉。正因如此，民粹式民主政體可演變為獨裁政體，法西斯主義當年在德國抬頭即屬一例。
自由概念 兩極之別
從自由派觀點出發，投票既以限制官員權力的方式體現自由，即毋須將政府決策視為寶貴的聖喻，等同自由的化身；在他們眼中，法律無非是立法會議員或法官通過，而又獲公民接受的判令而已。
自由民主制不帶價值判斷，尊重個人價值觀及願望的多元性，自由民主的文明社會中，任何人只能在為免他人受到傷害的前提下行使權力。
伯林較能接受「消極自由」，卻同時看出一個弱點。「消極自由」的精義在於擺脫個人生活中的種種約束，甘願放棄難以達成的願望，自能提高個人的自由度，例如獲主子善待的奴隸，可能不再為求自由而出走，可見「消極自由」或會導致人類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不斷妥協。
反觀民粹式民主的信徒，倒認為降低願望只會貶損自身價值，不能藉此提升自由度；自由離不開自己作主，而非聽命於人，一個真正自由的人可以通過自身行動來表達真我。他們鼓吹大眾積極參與政治活動，面對政治（及外在）環境。伯林聲稱「積極自由」曾經推動不少革命運動，例如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
不過，伯林憂慮「積極自由」理想反而會將革命運動推向極權深淵。革命領袖往往只願接受一己的道德觀念，強迫其他人順從自己的一套，歷史上種種「積極自由」理論或歪理，亦多用作壓制異己的工具。伯林無非藉此指出，「積極自由」概念雖然最初看似無傷大雅，卻成為二十世紀暴政的根源。
此外，這位自由主義宗師同樣反對「積極自由」唯我獨尊的價值觀；相反，「消極自由」卻能與多元價值觀相容。
香港的民主發展既難望一蹴而就，過程中亦不免多番周折，勢將在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搖擺不定。雖然只有講求自由民主的制度才能容納市民大眾的多元價值和利益，但在社會已分為「有產階級」（haves）和「無產一族」（have-nots）的大前提下，夢想和命運勢成水火，加上民眾但求足以振奮人心的論說，以助超脫政治和生活困局，民粹式民主不愁沒有市場。
參考資料：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31 October 1958. Clarendon Press, 1959.
構建香港政制發展論說之路系列之七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