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人頭人剃之告密風又來了

封面圖片：聶紺弩（右）與章伯鈞夫人（左）（網絡圖片）

在人的生命旅程中，有不幸，也有幸運。不幸的，如「無罪無辜，讒口囂囂」（詩經．小雅．十月之交）；幸運的，如死裏逃生，天空任鳥飛。

無罪而被入罪甚至繫獄，是讒言囂張所致。心術不正者的抹黑、誣告，往往使無辜者受盡苦難。

烏坎監控網告密私房話

告密導致冤獄，不只是毛時代（1949—1976）常見的社會現象，也是當今「維穩」的一大特色。2016年12月26日，廣東汕尾市（地級市）陸豐市（縣級市）烏坎村（註1）的9名村民，因土地權益維權遊行被重判，就與村中的官方電子監控和告密網有關。

在北京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的聶紺弩（1903—1986），有不幸，也有幸運。

不幸的，是1955年牽連入「胡風反革命集團」，險些入獄；1957年反右時，因曾為妻子周穎修改「鳴放」發言稿講「真話」，被列為右派分子，流放東北的北大荒服勞役。最大的不幸1961年獲釋回北京後，竟遭常在一起喝酒聊天的好友不斷告密；在文革初期的1967年，被指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投入黑牢，這正是「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聶紺弩又算幸運，雖被判無期徒刑，卻於1976年提前釋放，未喪命於勞改農場。在改革家胡耀邦及中共中央組織部過問下，於1979年獲平反，後掛名「全國政協委員」，不愁吃住。

聶紺弩被好友告密的事，曾成為北京、廣州等地文化界熱議的話題。

熱議是從《中國作家》（中國文聯主管刊物）的報道文學──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下稱「檔案」）引起。寓真曾任法院法官，他根據官方的解密檔案，記述聶紺弩遭好友告密而繫獄的悲劇。這個好友，是曾在香港居住的黃苗子。

本文從寓真的「檔案」、章詒和的〈誰把聶紺弩送進監獄〉談起，述評告密是「一黨領導」體制的一大特色，不足為奇，觸及「剃人頭者人亦剃之」的惡性循環和人的狼化。

先喝酒聊天名作家被誣

「檔案」於前幾年刊出後，「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廣州《南方周末》發表述評〈誰把聶紺弩送進監獄〉，為聶紺弩抱不平。

章及其母李健生，與聶及其妻周穎早有私誼，由她寫聶的繫獄最適合。

「檔案」長達10萬字，筆者瀏覽大陸一個網站（註2），花一個晚上把81頁讀完。寓真寫聶案成功之處，在於記述聶被好友告密事件時，描寫了相應的政治背景，包括反右、四清、文革初期的「政治氣候」。

他的另一成功，是涉獵大量的官方解密檔案，抄錄了告密者的密函。他又把告密者分為兩類：一是在文革期間被迫「揭發」聶紺弩者，如劇作家吳祖光（評劇名伶新鳳霞之夫）、擔任北京師大教授的民俗專家鍾敬文等；第二類是主動配合專政機關的告密者，寓真寫道：「聶紺弩贈送較多的是黃苗子，但送給黃的詩篇，不知為何都進入了司法機關。」

黃苗子（1913—2012）為廣東中山人，曾任國民日報（香港）記者，五十年代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當編輯。1957年，牽扯吳祖光的「二流黨」事件，被列為右派分子，六十年代初「摘帽」（註3）。八十年代後，先後在香港、澳洲居住。他的夫人郁風，是三十年代作家郁達夫之侄女；他的外甥女梁愛詩，當過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相當於廣東省副省長的級別）。

羅總長管案也有告密困

筆者讀了「檔案」之後，並沒有激動。原因是閱讀過大量關於政治冤案、文藝事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共運）史的文獻；在閱讀和研究中形成的認知是：在共運史中、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文字獄和告密是司空見慣的；沒有文字獄和告密者，才是「非常態」。

北京議論「檔案」者，忽略了主管聶案的中共中央大官，後來也有被告密抹黑之禍。這是本文要特別提出來討論的。

「檔案」提到的告密材料，於1962—1965上報到羅瑞卿（1906－1978）那裏。自1959年廬山會議後，羅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1962年升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軍事工作，仍兼顧政法工作（原任國務院公安部部長）。羅在上報的材料批示：「這個姓聶的王八蛋，在適當時候給他一點厲害嘗嘗」（1962?）。後來又批：「聶對我黨的誣蔑攻擊……設法整他一下。」（1964）

就在這個批示下達約1年的1965年11月，羅瑞卿被整肅下台。原因是林彪妻子葉群向毛澤東告密，抹黑、誣陷他。

1966年4月，羅與彭真、陸定一、楊尚昆被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集團（反黨四家店），受到殘酷鬥爭，被迫害而跳樓自殺致殘（註4）。

兒子去告密母親遭處決

毛文革期間（1966—1976），個人崇拜的造神運動瘋狂，官方鼓吹對領袖的絕對服從、忠誠，更鼓勵「站穩立場」告密，揭發他人的「怪話」或所謂反黨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言行。不少人愚昧地「按毛主席的指示」行事，竟抖出親人、朋友、同事不滿文革的「私房話」，向專政機構告密，造成社會災難。

1970年，安徽省固鎮縣的紅衛兵張紅兵（原名張鐵夫），與父親告密，揭發母親方忠謀在家中說：領導人不該搞個人崇拜，要為劉少奇翻案。方氏被專政機構押走，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槍決。

2013年，張紅兵說出真相，表示懺悔。

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慘故事，暴露告發整人之殘酷。

折磨讀書人超秦皇百倍

毛時代的「一黨領導」體制，是「列寧、斯大林加秦始皇」，這是見於北京關於中共黨史的一些論述。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當林彪插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時，毛說：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毛對文人的監控、折騰，與中國、俄國的專制主義有關，更與「斯大林經驗」不可分割。1974年2月，筆者在《明報》的〈北望神州〉專欄發表〈迫害．流放．苦役〉和〈阿拉克乞耶夫的陰魂〉，述評俄國亞歷山大一世時代（1801—1825），沙皇本有意革新，但因聽信奸臣阿拉克乞耶夫（粗通文字的軍人），專橫監控知識分子；表下去，是尼古拉一世王朝（1825—1855），設置監控文人的特工機構「第三廳」，大興文字獄，大批文人被流放。

斯大林在1924—1953當政期間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對「黨內同志」的殘酷鬥爭（註5）。毛時代的思想改造、反胡風、反右、反右傾、四清、文革，都有阿拉克乞耶夫的幽靈。毛時代及當今各地公安局設文化保衛處（文保處），就與「第三廳」相似。斯大林和毛整文人的殘暴手段，則超越亞歷山大和尼古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