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顧準對東方專制主義的批判

 

顧準嫉惡如仇。對於荀況、韓非為專制統治者箝制輿論獻策的言論，雖然事隔幾千年，仍然嚴詞指斥，憤恨之情溢於言表。面對某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左」派理論家、政治家，他義正辭言地宣言：「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當今天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可是另一方面，他對於人民的苦難，滿懷同情，感同身受，甚至在看雨果的《悲慘世界》、狄更斯的《雙城記》的時候，也傷心落淚，邊讀邊哭。在看到別人被強加上莫須有的政治罪名，他會不顧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站出來打抱不平。在議論給老幹部落實政策時，他想到了「農村裏冬天無鞋的孩子們」。他在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時，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樣維護自己，而是使他的子女少受一點牽連。

 

文化大革命開始，他的子女受到「左」的思想的毒害和為形勢所迫，跟他斷絶往來，劃清界線。顧準對這一點深感痛心。然而他還是處處為他們着想，甚至不惜犧牲自己最珍惜、準備以生命來捍衛的東西。在他的病已經宣告不治的時候，經濟所連隊的領導考慮給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要顧準在一份文字報告中作出承認錯誤的表示。這是顧準所萬萬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後還是簽了字。簽字時顧準哭了。他對我說，在認錯書上簽字，對他來說是一個奇恥大辱，但他要這樣做，因為這也許能夠多少改善一點子女們的處境。事事首先為別人着想，已經成為顧準的天性。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打開行軍床休息」。那是顧準臨終的一天，由於癌腫對氣管的壓迫，他早已說不出話，當時他的病情更是已經進入了危急狀態，一呼一吸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到了晚上大約11點鐘的時候，他看到我還在床邊，便掙扎着用手勢，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要我休息。只過了大約一個鐘頭，他就停止了呼吸！

 

 

 

我想，一個人只有有這樣偉大的人格，只有有這樣的對民族、對人民高度的責任感和為人類爭取更美好的未來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險惡的政治環境和極其艱苦的生活條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進行只有後代學人才能認識其價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遠湮沒無聞的歷史探索。他的學術成就，也正是這種精神的產物。例如，他寫作《希臘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結果，而是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早在幹校的時候，為探索為什麼播下了革命理想主義的種子卻得到了林彪、「四人幫」法西斯專政的結果的問題，顧準追溯文化史和法權史的根源。為了解答在這種探索中遇到的東西民族的歷史殊途是怎樣開端、怎樣形成的問題，他真是做到了王國維所說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那時，顧準曾反覆和我討論希臘城邦制度的起源問題。我們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假說，又一個一個地推翻，最後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圓其說的解釋。為此，顧準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書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細心地把它們連綴在一起，形成一個體系。回到北京以後，他拖着低燒咯血的病軀，廢寢忘食，每天只帶幾個冷饅頭上北京圖書館，查閲了大量書籍，閉館以後回到學部大院的集體宿舍再夜以繼日地寫作，終於寫出了這部連西歐史專家也對它的科學價值讚歎不已的巨著。

 

時代發展到今天，顧準所深惡痛絶的東方專制主義和它的經濟基礎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滌盪歷史上積澱起來的污泥濁水、實現民族騰飛的條件已經具備，15年來的改革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舊體制和舊文化像一條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它們的代表者仍然步步為營、負隅頑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宏揚民族文化的招牌為專制主義招魂。在轉軌過程中，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號幹着掠奪大眾的勾當。在這種時刻，我想我們知識界尤其需要發揚顧準那樣立志為世界人民服務而不屈從於任何政治權威的精神，為大眾的利益、為推進改革而奔走呼號。

 

 

最後，我還想講一講個人主義的問題。現在似乎有一種誤解，以為既然舊體制下當權者往往用所謂的「整體利益」壓制平民百姓的發展個性和增進物質福利的要求，我們今天就應當反其道而行之，一切以個人利益為依歸，把利已主義的世界觀作為改革的精神武器，把承認人的價值化為對金錢價值的頂禮膜拜。在某些錯誤觀念的誤導下，鄙薄崇高，崇尚卑鄙成為一種時尚。以損人利已為榮，以不擇手段地斂財致富為務，對社會正義和公共道德棄若蔽履，把靠掠奪公共財富起家的暴發戶看作改革者的典範，把厚顏無恥地倡言市儈哲學與思想解放等量齊觀，把正當的經商牟利同弄權「尋租」混為一談。「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了人生的第一要義，利已主義被說成是時代的思想旗幟。

 

的確，顧準也說過，有一種個人主義曾經是歷史上積極進步的因素。不過，顧準所認同的，並不是任何一種個人主義，而是「像布魯諾那樣寧肯燒死在火刑柱上不願放棄太陽中心說；像宗教戰爭或異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要，航海卻不可不去的冒險精神；像近代資本主義先鋒的清教徒那樣，把賺錢、節約、積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後，像馬克思認為是共產主義的基本標幟每個人都能夠自我實現的那種個人主義」。顧準曾經自陳，他「是一個『傾心』西方文明的人」，尤其傾心於這種文明的先驅——希臘城邦文明。然而他卻為希臘世界由於個人主義膨脹而造成的種種敗德行為而黯然神傷。

 

他說：「我寫《希臘城邦制度》本來是有感於希臘在那種小邦林立，相互競爭中，個人創造性發揮到頂點，創造出燦爛的希臘文明⋯⋯所以要寫，是想歌頌它。可是寫着寫着，對於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間的自相殘殺，甚至不惜勾引希臘文明歷來的大敵波斯⋯⋯對這種不顧大體實在受不了，不知道該歌頌不，有點迷惘了。」這種迷惘甚至使《希臘城邦制度》的寫作一度「卡殻」。可見顧準對個人主義絶不是全稱肯定，而是有批判、有選擇的。人民大眾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處境的要求顯然無可指責。但是，爭取更多的物質消費並不是人性的全部。特別是作為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應當有更高的追求。魯迅曾經說過：「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樑。」應當說，顧準就是這樣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

 

顧準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聳入雲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賦的聰明才智方面，還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們都不一定能接近於他所達到的境界。然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們應當積極努力，在為世界人民服務的宏偉事業中盡自己的一份力量。這也就是對顧準的最好紀念。

 

（本文是吳敬璉先生1995年3月18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研究所紀念顧準80週年座談會上的發言，原題為《中國需要這樣的思想家——紀念顧準誕辰80週年》）

 

中國需要這樣的思想家系列二之二

 

原文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