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中國需要顧準這樣的思想家

 

為了紀念我的老師和摯友顧準的八十誕辰，我最近重新研讀了新近出版的《顧準文集》。重讀他的遺文，真是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不但在河南息縣、明港勞改隊中和他同窗共讀的情景歷歷如在目前，而且覺得他好像仍然活着，正在和我們一起探討中國當前面臨的種種問題，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來地發表議論。

 

我曾經有兩次和顧準密切相處的機會。第一次是1956年。那時我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財政組從事企業財務的研究，當時顧準是我的領導。第二次是從1963年他重回經濟所到1974年12月他因病辭世。特別是1968年至1972年期間，我們兩人在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五七幹校同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離室裏朝夕相處。我們利用不准參加「革命群眾活動」的機會和顧準通過巧妙鬥爭取得閲讀中外書籍的權利，懷着「為什麼我們追求革命理想，千百萬人為之奮鬥犧牲，得到的卻是林彪、『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這樣一個當時使我們深感困惑的問題，認真研究各國經濟、文化、政治發展的歷史，探索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在這段朝夕相處的日子裏，顧準給了我非常重要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影響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轉折。因此，我是從他那裏受益極多的。不過，現在我主要不是要表達自己個人對他的懷念和感激，而是討論作為現代中國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事業對我們的改革和我們這些改革的參加者具有什麼意義。

 

 

顧準是一個才華橫溢、具有鮮明個性的奇人。和他有過接觸或讀過他的文章的人，對於他的淵博學識和犀利言辭都會有極為深刻的印象。然而這些都只是顧準的外部特徵。如果要說作為一個思想家的顧準的內在特徵，我想是在於他對中國和世界歷史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言人所未言。這些問題，例如中國為什麼沒有如同希臘和羅馬那樣，發展起作為歐洲文明濫觴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幾乎牢不可破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中國的史官文化傳統是怎樣形成的，什麼是史官文化的本質以及應當怎樣對待史官文化；在革命勝利以前生氣蓬勃的革命理想主義為什麼會演化為庸俗的教條主義；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取得成功、「娜拉出走以後」要採取什麼政治經濟體制才能避免失誤和贏得真正的進步；社會主義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實行計劃經濟，而不能讓市場價格自發波動來調節生產等等。所有這些，都是長期聚訟紛紜，人們莫知所從的問題。顧準對它們一一作出了解答。他的見解往往驚世駭俗，卻又有理有據，使人不能不信服。

 

正如王元化為顧準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所作的序言所說：「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這種充盈於他的著作中的真知灼見，無疑來自他不畏艱險、放言無憚的科學批判精神和艱苦卓絶、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問題在於，是什麼力量支持顧準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勇往直前，堅持對歷史軌跡和人類未來進行無畏的探索。在林彪、「四人幫」法西斯專政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議論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慘遭殺身之禍的危險，顧準是一個戴過兩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來探討「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即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後的政治經濟發展問題，是冒着多麼大的風險，需要什麼樣的勇氣啊！而且當時顧準的生活環境是十分艱難的，缺乏研究和寫作的基本條件。

 

 

 

早在1969年在河南息縣的時候，他已經痰中帶血，除了參加勞動外，還得應付沒完沒了的交待和批鬥，有了一點時間，他就抓緊讀書，認真思考問題。1972年回到北京以後，病況加劇，可是他卻索性以北京圖書館為家，爭分奪秒地查找資料，做卡片，寫筆記，成就了《希臘城邦制度》等數十萬言的論著。顯然，只有對人民懷着熾烈的愛心的人，才能像顧準那樣，如同一支行將燃盡的蠟燭，以自身的毀滅為代價，力求給世界以更多一點光和熱。

 

只從表面上觀察顧準，會覺得顧準是一個極端冷靜的人，因而能夠完全客觀地對待一切人和事，或者如他自己所說的，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也有人說，顧準的特點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確，顧準只服從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麼難捨難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標準，他都義無反顧地加以捨棄；不管是有多大權勢的顯貴，只要是有悖於真理，他都理直氣壯地加以反對。例如，由於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參加了革命工作，曾經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出生入死，因而對於革命懷有深厚的情感，始終認為革命可以完成歷史的奇蹟；當他發現自己曾經拳拳服膺的某些信念包含着謬誤的時候，往往陷入極度的痛苦。但是當他發現革命理論的失誤和革命隊伍中的種種醜惡現象，總是毫不容情加以揭露和批判。

 

他是一位偉大的民族主義者，念念不忘中華民族的振興，熱烈期待着「我們自己的神武景氣的到來」。然而他對於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陰暗方面，如惟政治權威之命是從的史官文化，鼓吹愚民政策和無為政治的黃老風格，他都義憤填膺地加以聲討批判。他是一位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但是，對於被看作民主制度的極致的直接民主制，他卻斬釘截鐵斷言它只適用於小國寡民的城邦，對於大國是不可行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亞歷山大征服後的希臘化世界中與東方專制主義相結合，或者在雅各賓專政後繼之以拿破崙獨裁。

 

然而只要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在這個冷峻孤傲的外觀下面，有着一顆充滿愛心和柔情的內心世界。

 

 

 

我從同顧準的交往中親身感受到，他的嚴肅冷靜的科學精神、剛正不阿的處世態度、艱苦勤奮的工作作風，無一不是由對人民的熱愛所孕育和支撐的。於是構成了他的貌似截然相反，實際上同出一源的性格特徵。

 

 

顧準是一位頂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漢子。例如，在明港時，不斷有外調人員武鬥逼供，要顧準作偽證誣陷一位與他有過個人嫌隙的老同志，雖然飽受皮肉之苦，他仍然嚴辭拒絶這種無理要求。事後顧準對我講述他的遭遇時，談笑自若，絲毫不以為意。我也清楚記得在一次無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頭批判會上，他冒着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着「我就是不服」時的神態。但在另一方面，他對於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氣氛裹挾下揭發過他的「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劃清界線的親友子女，卻總是懷着體諒的態度，或者從社會原因來為他們作辯解。

 

例如在1972年回到北京以後，由於他的妹妹和妹婿（當時任公安部代部長）的阻止，顧準不能和年近90高齡的媽媽相見。當時大家對他的妹妹和妹婿這種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滿。顧準卻說，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為他們只是一部巨大鎮壓機器的一個零件，身不由已，何況他們（妹妹和妹婿）全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

 

 

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階級隊伍時曾經用荒誕牽強的推理，「揭發」顧準在30年代就是執行右傾投降路線的內奸，使他百口難辯。很久以後，隨着周揚的解脫，顧準的內奸問題才告解決。1972年回到北京以後，顧準對於他的這位老朋友卻多方照顧。考慮到這位老朋友的悽苦處境，逢年過節總是備下酒菜，約他共餐對酌。我當時很不以為然。顧準卻說：「你真是不懂得世事。他的這種古怪的個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黨內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的『審幹』做法造成的。這套制度毀掉了他的一生。這種悲慘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們應當同情才對，怎麼可以苛責呢。」

 

下文預告——吳敬璉：顧準對東方專制主義的批判

 

中國需要顧準這樣的思想家系列二之一

 

原文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