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位處亞洲東方的華夏子民建立了一個超級強國，以其農業文明統御周遭四方，並自許為世界中央，故曰「中國」。
中國這國家疆域遼闊，大約等於整個歐洲，西南有世界最高山脈為屋脊，南北各有一條世界級大河從西向東流通灌溉，境內地貌豐富多變，高山、平原、沙漠、高原，應有盡有。最重要的，是由華北平原、華中平原，以及稍後開發的珠江平原組成的中國本部平坦暢通，不僅方便農業耕作，更便於軍事兼併。
密集聚居與散居，導致發展模式不一
本來，農業耕作就需要大量人力分工協作，而平原上的軍事兼併更促使人口集中。是故，自古以來，中國人就習慣了密集聚居，而密集聚居就需要有人號令規範。再者，自公元前兩百多年秦朝嬴政以來，已建立一種以皇權為一尊的制度模範，使這泱泱大國的管治處處突顯效率與秩序的井然。再加上發明了「方塊字」這法寶，使這龐大疆域裏的不同部族雖然口語不通，但都能感受同屬一個文明，隔閡漸次縮小；這制度的一切似乎都運作得無懈可擊。
另一邊廂，在與秦嬴政差不多同時的歐洲，以散居地中海北岸眾多希臘小邦模式建立起來的文明也在急速發展，並且發展成一個以羅馬為中心的龐大帝國。可這帝國疆域雖大，但首都卻在海邊。由於不是位處平原之上，聯絡北非與南歐固然得靠海路，甚至聯繫地中海北岸各處也常是海路比陸路方便。
與中國的文明不同，羅馬文明沒有發展出一種人人共用的文字或語言。最後，帝國一分為二，然後逐一崩塌，之後部眾分崩離析，各據一方為王。雖然期間在西方的眾王仍尊在羅馬的教皇為天神在地上的代表，但由於教皇不領軍隊，終究只是精神領袖。由於缺乏至高無上的統一皇權，歐洲各國漸發展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的格局。甚至一國之內，為王者也常不能一錘定音、號令全國，而須與各方勢力斡旋；否則，為王者被殺或被罷黜是常有之事。漸漸，這種權力折衷也就演變成一種高層權力分享以至分權而治的局面。
由歐洲的文藝復興到中國的五四運動
隨着蒙古人西征帶來的震撼，歐洲至十五世紀開始出現了文藝復興的浪潮，各國人民也漸漸抬起頭來。先是為王者不再服膺於遠在羅馬的教皇，往後是為民者也不再服膺於壓得他們透不過氣來的貴族、王室，真的是「誰也不服誰」。於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或曰「國際」規則漸次出現，同時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制度革命也應運而生。原來那種高層人物分享權力的遊戲規則，慢慢也滲透至社會中下層，出現「人人生而平等」的啓蒙思潮。就是這股思潮，最終導致了為王者成為有名無實的虛君的君主立憲制，甚至完全廢除君主、全民共有的共和或民主代議制。
回看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蒙受來自海上的千年巨變之後，終覺悟單靠農業已再不能立足於世，於是急謀奮起直追。而隨着棄醫從政的孫氏一夥的漸獲支持，大清皇朝最終也拜謝舞台，換來了「中華民國」的名號。本來，孫氏周遊列國，他的思想裏自吸收了不少歐洲諸國的勃起之因，是故民主這一概念也可說是他所發明提倡的三民主義中的骨幹。可民主這思想既非來自中原，在清末民初民智未開之時，實在也難以直述。是故二十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諸君便發明了「德先生」一詞，以英語 democracy 一詞的音意之譯，告訴國人只要能讓這位德先生前來中國，華夏大地便也可步歐洲之後，漸漸富強充足起來，一片苦心，煞是動人。
不過，天朝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自也是眾口多慮，人言人殊。所以，在清末民初這大變局之中，最後也不得不靠武力來決定一切。而在這場近百年的奮起尋變大潮之中，最終勝出的卻是一個名曰中國共產黨的團體。
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
中國共產黨的肇因原是來自十九世紀中葉德裔思想巨擘馬克思，而馬氏思想則源自當時的歐洲社會。當時西歐工業革命既起，人力急速從農業需要轉成工業需要。可「平等」的思潮以至制度的革命仍在發展之中，是故社會低層被剝削殆盡是司空常見之事。悲天憫人的馬氏於是發現，天性自利的「智人」這種動物雖是空有智慧，但數千年來其實只重複證明了團體利益至上這金科玉律，是故廢除階級剝削、實行共產理想國的思想漸次萌芽。
有趣的是，馬氏的思想原是回應當時工業化下的歐洲諸國，可最終讓他的思想在其身後成長的，卻是仍在農奴制下急謀自強的邊陲落後國度俄羅斯。其實，俄羅斯人在仗仰學自西歐諸國的發展以及成吉思汗的餘蔭下，以相對先進的火力已開始在歐亞大陸上予取予攜，最終發展至直接與中國接壤的地步。而在中國急謀變法以應付來自海上威脅之變局時，更直接輸出他們自認的通天法寶，由俄共領袖列寧改馬氏之頭換列氏之臉的馬列主義，以謀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一支直屬他們支配的俄共分支，號令中華。
不過，也別小看中國共產黨中這中國兩字。由毛氏澤東往後奪權而立的這個政權實是青出於藍勝於藍，也不愧為天朝大國之後。他看透俄共的圖謀與其易容之術，於是以一句「共產主義中國化」鬥垮鬥臭甘心在「國際」旗號下，服膺於俄共擺布的一介書生，而承俄國列氏的餘蔭，他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馬列主義一變而為馬列毛思想，甚至只提毛澤東思想，使俄共也只能徒呼奈何。
在這場生死相搏的鬥爭中，毛氏大量吸收了在民初變局中，生活於水深火熱的農民，建立起一支名為工農兵，實為兵、農、工的政教合一團體，而這團體的教主，自是非毛氏莫屬。不過毛氏的以農為兵，實也是天朝這兩千多年來周而復始的揭竿起義農民革命樣式，是歷史上累次證明可行之法，是故也當真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化無疑。只是，這樣成功建立起來的政權，還有多少馬氏當年的理想國成分也實在成疑。是故，這個團體對內對外處處設防、多翻反反覆覆強調要時時處處都緊跟黨中央，但至於這個中央是誰卻毫不重要，因為反正不是告訴你要緊跟的這些人就是。
對於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子民，對這樣一種看似舶來、實源自嬴政大帝的中央集權其實不會有任何陌生，因千百年來，其實都是如此。至於「人人生而平等」的啓蒙思潮，或許還得等到神州大地上的子民能自己琢磨參透，才能再有一位地地道道在中國出生的德先生應運而生罷。
誠如前人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但潮流形成需時，大概不是剛轉農為工，以至為商的神州子民能隨便逐浪而得；五百年後回頭看，百年前至今，或許也只是剎那功業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