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在毛時代的甘肅省武威縣農村，沒褲子穿的小童（前2人打赤腳），穿破棉衣曬太陽取暖。（網絡圖片）
極毛派（毛左）繼續替毛文革（1966—1976）翻案，抨擊1976年的「右派政變」（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倒江青的十月事變）。又接過「姓黨」媒體近期熱炒「反歷史虛無主義」口號，叫喊維護毛的高大形象。說毛時代「人人溫飽」，甚至說「豐衣足食，生活幸福」；「大飢餓和缺褲子」是敵對勢力的造謠，與西方「亡我圖謀」有關。
趙紫陽說過 姑娘無褲穿
這種迎合「反歷史虛無主義」之說太荒謬，一是大飢餓和缺褲子，是無法抹掉的「存在」，以「反歷史虛無主義」之名壓制人們說出左禍，是歪曲歷史之舉；二是說缺褲子者，並非敵對勢力，多半是高幹或紅二代。
且以歷史場景的時序，疏理缺褲子的悲劇。
1965年，被毛指為「左傾機會主義」（1959）的彭德懷（原任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復出任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他到四川攀枝花（今地級市）的農村訪問，獲悉女人沒有褲子穿：
「全家人只有一條破褲子，平時誰外出誰穿，今天誰到地裏幹活穿了，幾個女人就只好都縮在土炕上的破被子裏。」（註1）
輪穿褲子的，是農民的母親、妻子和13歲女兒。
1971年，國務院公安部副部長施義之到寧夏固原地區查大案，發現農民缺水、缺鹽和「吃不飽」。他透露：
「剛進入固原地區的路上，看到一個老漢帶了一個12、13歲的女孩，女孩身上只披了張羊皮而沒有穿褲子，非常驚訝。」
「到了村裏，我看了一下，每家屋內只有土炕、土墩，炕上有一條破席和破舊不堪的棉被……極貧戶到了冬天，一家大小就圍在炕上，有的一家只有一套衣服，誰出去誰穿，回來又蹲在炕上。12、13歲的女孩子沒有衣服穿，光了屁股。」
1975—1980年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1985年起，地方黨委第一書記改稱書記）的趙紫陽，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紀登奎說：
「我到北京開會，你們都笑話我，說四川窮得大姑娘沒有褲子穿。」
克強兩條褲 農婦缺褲子
1977年，改革家萬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試行包產到戶，解救農民飢餓。
他在金寨縣農村的見聞是：在「低矮殘破的茅屋」，「老人竟光著下身，未穿褲子。他又招呼旁邊的兩個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澀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動半步。村裏人插話說：別叫了，她們也沒有褲子穿，天太冷，她們凍得招不住，蹲在鍋邊暖和些。」
1978年，李克強考入北大，有兩條褲子。這是同學說出來的故事（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14期，頁43）。他生長於安徽廳級幹部家庭，家境較好，被視為「溫飽學生」。有人只有一條褲子，一兩個月洗一次，洗褲子那天借褲子穿。
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耿飆，要女兒耿瑩到湖南農村了解實況。她在桑植縣住在老鄉家，見到的是：
「早晨總不見大嫂下床，原來她沒褲子穿，家裏唯一的一條，給丈夫穿著上山砍柴去了。」（註2）
2006年，黨刊《百年潮》提到六十年代困境：
「國家都窮得沒有穿的，飯也沒有吃的。」（第7期，頁7）
村吏有特權 能穿尿素褲
窮得沒有褲子穿，或者因官方配給的布票不足而無法做一條褲子，是老百姓十分困擾的事。不過，有些人想到「窮則變，變則通」的古語，變法子應對困難。
廣東沿海鄉村，出現過男人穿花衣裳的「土辦法」。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任廣東深圳市市長的吳南生（潮汕人），在口述歷史〈親歷經濟特區的決策過程〉，提到汕頭民眾「破舊得非常可怕」，也提到深圳（原寶安縣）鄉下的怪事：「在田裏種田的穿著花衣服，留著長頭髮，遠遠看去，不知道是男的還是女的，當時買不到布，花衣服都是從香港拿來的，因為窮，拿來就穿。」（《炎黃春秋》月刊2015年第5期，頁9）
六十年代，男人想穿花衣裳還不容易，鄉村公社有點權的幹部才能「享用尿素褲」。《炎黃春秋》月刊發表的回憶錄〈穿「尿素褲」的特權〉，敘述城鄉居民的布票不足，出現穿「尿素褲」的奇景：
「城鄉居民衣服都不夠穿，城鎮居民有穿打補丁的衣服，鄉村農民更是衣衫襤褸，困難得沒有褲子穿。所以，用完後的尿素袋子就成了當時農村的寶物，染一染，正好做一條褲子，就是『日本』『尿素』這幾個漢字任憑你怎樣染，總是染不掉。就是這種尿素袋子，也只有社隊幹部才能享受到，穿著這種褲子，前面是『尿素』、後面是『日本株式會社』製造。」
「那時，農村流行有一首諷刺農村幹部的順口溜，提到了中國農民最早知道的日本產品：『來個社幹部，穿的化肥褲，前面是日本，後面是尿素。』」（2010年第7期，頁40）
這些苦澀的故事，現在的年輕人或未聽過。
從目中無人 到布票糧票
在長期飢餓和缺褲子穿的背後，是錯綜複雜的體制弊端。
首先，是毛的「目中無人」。他漠視民疾，未有效緩解民困，沉迷於脫離現實的「中國夢」（如加快「過渡」到共產主義天堂）和「宏偉計劃」（如大躍進、兩三年超過英國、幾年消滅「四害」包括麻雀）。
他照搬斯大林極權主義的一套，以農奴化的「人民公社」體制嚴控農民，剝奪農民的種植、產品處置自主權，形成公權氾濫的「五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共產風、幹部特殊風——官方文件承認的「歪風」）（註3）。
儒家經典《孟子》曰：「取於民有制」，「薄稅斂」；又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毛時代的政策、施政，缺乏惻隱之心，不顧民眾的負擔沉重。在城鄉二元結構之下，以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盤剝農民，對農民的憑票供應物資之定量卻更低，導致農民長期貧困、缺糧缺褲。
第二，毛搬入斯大林式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系，靠指令控制和指導控制去指揮生產，形成粗放型經濟，既浪費大量資源，又破壞生態環境。
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Janos Kornai, 1928—）在《短缺經濟學》（Economics of Shortage）指出，計劃經濟以指令性指標控制生產，造成短缺現象，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通病。毛時代的計劃經濟體系，釀成物資短缺，糧、油、肉、布乃至火柴、食鹽，都定量憑票（糧票、布票之類）供應。在物資短缺下，官僚主義、特權主義和貪污腐敗更甚。
第三，脫離實際的「反現代修正主義」和愛面子，造成「外援」的浪費，對朝鮮、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柬埔寨等獨裁者「援助」大量糧食、布料、肉類、奢侈品。這種「勒緊褲帶」式的「外援」，使農民的糧食、棉布供應更緊缺。連城鎮居民亦艱難，有「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之困。
本文原題〈李克強兩條褲 有人只有一條〉，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