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大飢餓和沒有自由，導致五月大逃亡潮，大量偷渡者越過邊境到香港。
紅頭文件稱 港澳教愛國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於10月24日至27日舉行，強調「全面從嚴治黨」、「堅定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政治信仰的議題，關乎「愛國主義」的政治教育。
在六中全會前，官方下達一系列紅頭文件，指令各地強化「愛國主義」宣傳。主管宣傳的高層官員稱，弘揚「愛國主義」的要點是「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執政黨排在國家之上，而「愛人民」被「省略」了。
中共中央宣傳部等部門聯合發出的紅頭文件，重申「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並強調開展「感黨恩、跟黨走」的政治教育（註一）。
中共教育部黨組的第4號（2016）紅頭文件（俗稱「愛國教育14條」），則指令各地學習最高領導人「關於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講話」；其中第9條，聲稱「加大對香港、澳門和台灣青少年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力度」，「舉辦港澳青少年內地參訪等國民教育系列活動」，亦提到「港澳與內地……交流計劃（萬人計劃）」（註二）。
愛國非盲從 察極左禍害
把愛國說成「姓黨」，引起北京知識界的爭議。
原因之一，在「一黨領導」體制下，黨大於國，黨大於法；黨在法上，執政黨領袖在黨和國家之上，高度集權導致家長制一言堂。
原因之二，愚昧地盲從政治領袖的錯誤決策、舉措（如大躍進及編造畝產數十萬斤「豐產衛星」、暴力化的文革），響應執政黨及其領袖的號召，即使要人民勒緊褲帶「支援」暴力屠殺的赤柬，也得「絕對擁護」。
對官方的「愛國」內涵，思考型學者早有異議，不贊同把愛國歸結為愛黨和絕對服從領袖，而沒有「愛人民」。他們認為，愛國首先要愛民、關心民疾、緩解民困，正視極左禍害，而非迷失於造神的個人崇拜。
資深的國際關係學專家資中筠稱，愛國不等於愛朝廷（註三）。她說：「美國人愛國愛什麼？愛憲法和憲法保證下的自由。假設美國變成了專制制度，出現一個卡達菲或斯大林式的暴君，……許多人用腳投票，跑到別國。」
對於「愛國」，八二憲法第24條的表述是：「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並未列入「愛黨」。
現在刪去「愛人民」強調「愛黨」，意在強化黨特別是領袖的「權威性」，回到毛時代的馴服工具論（聽黨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黨的馴服工具）。
愛國是不能強制的。執政黨及其領袖「以鬥爭為綱」，不斷以政治運動整人、強化社會監控，人民處於苦痛中，何來「愛黨愛國」？
一位退休部長曾在《炎黃春秋》發表反思文革的文章，雖不涉及「愛國主義」的爭論，卻提到毛強調「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階級鬥爭要天天講」，「從1949年，他馬不停蹄……左一拳右一推拿：鎮反、肅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反右、反右傾。」
毛搬來斯大林的計劃經濟體制、極左經濟政策。從強制的農業集體化，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全民土法煉鋼，加劇浮誇風、瞎指揮風，造成極大社會災難。在1958—1962大飢餓中，超過3000萬人餓死（註四），1962年出現「到香港去」的飢餓大逃亡（俗稱五月大逃亡，或五月逃港潮）。
北京送槍彈 赤柬大屠殺
毛皇帝的對外政策，以反美和支持世界革命為主旋律，責令民眾勒緊褲帶援助「兄弟黨」、支持共產主義革命。
他發動援朝、援柬、援越，也支持老（撾）共、緬（甸）共的「武裝鬥爭」，又向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古巴特權階層「慷慨特供」，人民付出沉重的生命和物質代價。
支持共產主義革命的援外政策，損害人民利益，使飢餓、貧困的民眾雪上加霜，絕非愛國愛民，而是禍國殃民。
曾任人大副委員長的王漢斌，接受官方雜誌訪問時說：「阿爾巴尼亞等國家一再要我們援助，錢少了還不滿意。……援建坦贊（按：非洲的坦桑尼亞至贊比亞）鐵路，得花10億多美元，蘇聯不幹，……我們卻答應了。到後來人家還埋怨，說我們提供的設備質量不好。」
東歐共產小國阿爾巴尼亞，是六十年代毛在東歐的唯一「親密戰友」、反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政治夥伴。阿共第一書記霍查（1908－1985）貪得無厭，索要技術設備、電視和各種美食，六十年代末，要求毛提供阿國全國需要的電視，而當時的北京、上海有黑白電視者甚少。北京對阿援助項目，竟佔阿的國家總投資24%。
毛「深愛」柬埔寨共產黨（赤柬）、紅色高棉（1975年4月奪取政權），向總書記波爾布特及農謝、英薩利、喬森潘提供大量武器、糧食和金錢。他們是非常殘酷的暴力主義者，以毛援助的槍彈，屠殺了大量柬埔寨人和華僑。
在紅色高棉長期擔任北京高級特工的廣東普寧人黃時明，於2012年81歲時在《羊城晚報》發表回憶錄，記述赤柬的狼性囂張：
「紅色高棉對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惡，超過了柬埔寨的歷代統治者！我親眼見到一個不懂柬語的華僑，……突然被綁了起來。……幾個幹部輪流用一把工業用的鐵鉗，把他身上的肉，一塊塊夾了下來……他滿身鮮血泉湧，倒在地上，高聲哭號。」（註五）
赤柬殺華僑 毛帝不吭聲
1975年4月，赤柬攻入首都金邊後積極「學習毛思想」，強制市民「上山下鄉」，大部分被驅趕到偏遠山區：「居民們徒步出城後，大都被分配到邊遠的農村。治途風餐露宿，患病者甚多又無醫無藥，路邊遺屍枕藉。到達指定地點後，又解散家庭，接照成分、年齡、性別編組勞動，成分不好者被強迫自己動手建房以實行改造。……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且不懂農村生活的城裏人，包括大批過去經營商業的華僑，簡直如同一下被拋到地獄。」（中共中央機構主辦雜誌《百年潮》2001年第3期，頁68）
黃時明回顧赤柬的鐵血政策，觸及「愛國」話題：「耳聞目睹，使我對紅色高棉的內政外交政策產生了極大的懷疑，……這又與毛澤東及當時中央對紅色高棉的正面評價，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使我充滿着惶惑、疑慮、焦灼、擔心和痛苦。」
他又說：「我國對紅色高棉的排華行為採取了忍讓態度。這樣，就導致在柬埔寨以及逃到第三國的華僑和華人，見到中國大使館人員或其他中國人，就大喊大叫趕快救他們，或怒而罵之。為了不引起紅色高棉更多猜疑，我們在柬的工作人員盡量避免與華僑和華人接觸，這也導致華僑和華人對中國的不滿。」
無惻隱之心 老空喊愛國
在紅色高棉，被殺害和餓死者超過200萬，這是西方人道組織的調查。黃時明的估計，是170萬以上。
600萬人的小國，竟死了約三成，喪命華僑則超過三成。
儒家經典弘揚仁心、仁政。《孟子．公孫丑》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告誡人民要「愛黨愛國」者，卻缺乏惻隱之心，並不珍視人的生命價值。
這樣的領袖雖被神化為絕對偉大、光榮、正確（偉光正），又哪能讓神志清醒者認同和「熱愛」？「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口號，能吸引他們嗎？
法家政治家雖重法的制裁，卻也多能正視民意和民疾，施政往往寬猛相濟。
《管子．經言．牧民》謂：「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
在波爾布特屠刀下，掙扎於生死線上的華僑，極需有惻隱之心者救助。對柬埔寨輸出革命和槍彈者，如尚存一絲人性，還有「民惡危墜，我存安之」的生命觀，救助在鬼門關前打鞦韆的華僑，遏制波爾布特集團以北京製造的槍彈屠殺，放華僑一條生路，豈不是換來「自發式的熱愛」？還要什麼「愛國」的號召？
本文原題〈愛國也是姓黨 造神引發爭議〉，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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