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45年前後的9月13日，烏坎村都在動盪之中度過。（亞新社）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將於10月24日至27日舉行，議題涉及「從嚴治黨」和「維護黨中央權威」，各地規模較大的社會抗爭事件，要在六中全會前了結。坐鎮廣東的政治局委員胡春華，指令烏坎清場，是「強（敢）亮劍、震懾力」的「新常態」，關乎十九大的高層權力再分配。汪洋以和平手段平息農民遊行的「烏坎模式」（2011）已消失。
兩個913事件 涉權威定性
45年前（1971）的9月13日，發生林彪外逃913事件。當天凌晨約3時，「副統帥」林彪和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因坐機墜落而喪命，葬身於蒙古溫都爾汗。
今年的9月13日，發生烏坎913事件。當天凌晨約4時，廣東省汕尾市（地級市）陸豐市（縣級市）的公安局，出動大批武警包圍烏坎村，破門入屋搜捕參加村內和平請願的13個村民，動用了催淚彈和橡膠子彈，村民則以磚塊反抗驅趕武警。在警民衝突中，數十村民中彈受傷。
相隔45年的兩個913事件，風馬牛不相及，但同為政治事件，都涉及「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在極度集權之下，不管是高官還是小民的罪與非罪、革命與反革命，由家長意志或地方長官意志裁決，此即所謂權威定性，社會遠離法治軌道，法律只是任由擺布的政治丫環。
和平式請願 持續80多天
烏坎913事件，是地方當局對林祖戀（本名林祖鑾，71歲）秋後算帳的延續。
他是村民選的村委主任（村長）、東海鎮黨委任命的村黨支部書記，是村民維護土地權益的領頭人【註1】，原定6月21日領村民上訪陸豐市，請求處置被強制變賣的耕地。汕尾市和陸豐市以非常手段阻撓上訪，於6月18日凌晨扣押他，並廣播他的「罪行」：利用職務受賄「數額巨大」。
9月8日，佛山市的區法院奉命審判他，以收工程賄款40多萬的罪名，判刑3年又1個月、罰款40萬。
他被扣押後，烏坎村民每天在村內和平請願，抗議地方當局抹黑他，以「還我祖戀」和「還我耕地」為訴求，並呼籲中央當局介入調查。從6月19日至9月13日，持續了80多天。
他為土地權益抗爭多年，與一些地方官和既得利益者結怨甚深，以致被抹黑、判刑。村民認為這是有權勢者的打擊報復。
官方最初說他涉學校跑道工程受賄8萬元，法院判決時受賄總額增至44萬。在極度腐敗的官場，貪污動輒數千萬元，有的多達數億元，收「紅包」幾十萬還算是「廉潔幹部」。林祖戀即使如官方說的受賄，也並非「數額巨大」。
烏坎村民列舉事實反證誣陷：當書記月薪2000多元，5年超過10萬，都捐給學校了，何必貪那8萬塊錢？其子是千萬富翁，「犯得着貪那幾萬塊錢嗎？」【註2】
上訪遭阻撓 維穩靠暴力
類似烏坎事件的官民衝突各地都有，與土地所有權虛化有關。
農村土地（耕地、林地等）是集體所有制，所有權屬於全體農村居民，但土地處置權實際操控於鄉鎮、村當權者。居民缺乏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更不要說決策權；土地買賣和拆遷補償的利益，被當權者貪佔是極平常事。
長期以來，居民上訪或和平請願維權，備受艱難，多受到截訪、恫嚇，甚至被誣陷入獄。
北京社科院學者于建嶸提過「上訪難」：「對於信訪公民不是收買、拖延或欺騙，就是打擊迫害。……埋下更深的隱患。」
《武漢大學學報》一篇論文指出：
「有些地方政府頻繁動用國家專政工具甚至勾結黑惡勢力，採取諸如截訪、毆打、拘留、罰款、勞教、判刑、連坐以至……僱用私人保安公司開設黑監獄等手段壓制上訪群眾，嚴重侵犯了他們的各種合法權益，甚至造成……人身和精神的巨大傷害。」（新華月報2012年10月下，頁49）
政治生態變 寬鬆變強硬
社會抗爭事件處置的關鍵因素，是不同時段的政治生態、地方領導人的視野和政治取向。
胡溫新政時期（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有貴州的甕安模式和廣東的烏坎模式。胡溫有逐步建立和諧社會的構想，胡錦濤提出「新三民主義」（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註3】，溫家寶鼓吹走科學發展之路，對農民「少取多予」，讓農村休養生息。這是地方當局處置甕安、烏坎事件能適度妥協的政治生態。2011年烏坎事件發生後，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獲溫支持，對烏坎和平請願「寬鬆處理」。
2013年3月後，政局左轉出現亞文革，高喊「強（敢）亮劍、震懾力」，強化專政職能，政治生態大變，廣東的胡春華，沒有汪洋在粵時的迴轉空間。十八大後，全力栽培他的胡錦濤不再任總書記，中央團系因令計劃事件而處境艱難。他已沒有政壇的「硬後台」，只能走「順從」之路，減低政治風險。烏坎事件（2011及2016）【註4】的處置，也就有和平與暴力清場的差異。
極左鬥爭觀 你死我活式
野蠻拆遷和暴力維穩牽涉到體制弊端。弊端之一，是鬥爭觀。
在毛時代，大家長不斷宣揚階級鬥爭，甚至鼓吹天天講階級鬥爭。不斷編造階級敵人，先是社會上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後來是文革時的「一切牛鬼蛇神」；在中共黨內則編造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叛徒、內奸、工賊。黨內和黨外都忙於「你死我活」的鬥爭，告密、誣陷、迫害釀成大災難。
八九學潮後，「鬥爭觀」重新抬頭。新總書記提出敵對勢力論，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強化專政職能，並有「姓社姓資」之問。
在此「鬥爭觀」之下，有反自由化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之舉。
2013年3月後，政治領域又局部回到毛老路。當局宣揚國內外敵對勢力論，並有「姓黨非黨」和「姓馬非馬」之問，處置社會事件暴力化更甚。
社科院資深學者馮蘭瑞，曾研究構建和諧社會。她認為，長期經常發生的上訪、和平請願，「大部分是由經濟利益衝突引起的」，應採取平和、協調方式解決，「依靠暴力強制……必然引起群眾強烈不滿」，加深社會潛在的危機。
離法治軌道 揚家長意志
體制弊端之二，是社會不在真正的法治軌道，社會紛爭、利益糾結的處理和官民衝突的緩解或消除，缺乏正常的「法律生態」。
在自由、法治的文明國家和地區，土地權益的糾紛、官民利益的爭執、公權力擴張與民權保障的衝突，透過法律途徑和平解決，在司法獨立的法治軌道上，由法院依據法律和司法程序獨立裁決，不受政治干預。
在「一黨領導」體制之下，黨在法上，黨大於國家和法律，家長意志或地方長官意志形成「權威拍板」。土地權益糾紛一類的「社會矛盾」，由各級黨委依靠「維穩圈」（以各級黨委宣傳部、政法委官員為主）按「政治需要」解決，所謂維穩只能積聚更大的民怨。
註3，胡溫構建和諧社會的構想面對極大障礙，「太上皇」透過周永康等控制刀把子（政法、維穩系統），又控制筆桿子（宣傳系統），胡溫受到牽制，「穩定壓倒一切」的專政力量壓倒尋求和諧的力量。
本文原題〈烏坎913事件 催淚彈強亮劍〉，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