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天朝上國的清王朝實行的是低工資制，它不是用國家的財力來直接支撐官僚精英體系，官員的收入主要來自約定俗成的各種陋規。儘管《大清律例》明令規定，貪污折銀20両即處流刑，40両即處斬刑。但作為對低收入的必要補償，各級官員都必須依靠搜括民眾財富進行二次分配，因而一開始就給官員的貪腐行為披上半合法的外衣，即使最嚴苛的雍正朝，也出台了可以退賠貪墨贓款以減免罪行的《完贓減等條例》。乾隆後期開始，朝廷財政狀況日窘，戶部存銀從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7000餘萬両銳減至嘉慶十九年（1814年）的1240萬両。到道光朝，由於戶部庫吏監守自盜，大清國庫一度曾夜無宿銀。隨着政狀緊拙，捐班形式大行其道，導致官員的貪腐之風愈演愈烈。然追本溯源，造成吏治腐敗的最大成因終歸是源於專制極權統治。
原本白山黑水中一個部落的龍興，能擁有整個神州大地，創業英主一開始就深明借漢人之勢。1629年，結束和碩貝勒輪流管理行政的制度，皇太極首度任用漢人官員組建內三院，管理八旗。1644年1月1日，政權實際統治者多爾袞進入北京後，頒布了第一道法令，申明對願合作的前朝漢人官員「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其後以滿漢平衡為策，命滿洲宗室領袖不再自動成為朝廷六部首領。江山伊定，康熙的天平逐漸回復滿人，「因為他們流着皇帝一樣的血」。平定三藩之亂後，漢人巡撫再不允許擁有獨立的軍事力量；為防止總督轄地的擴大，八旗承擔有對付漢人軍隊之責。像印度的莫臥爾王朝一樣，滿人通過維持上層精英的特權，避免同化，來征服被統治的漢人種族。在建立起正常的統治秩序後，國家的重要權位幾乎被滿人壟斷。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等朝廷要職基本上是由滿人佔據，即使是地方的封疆大吏，如總督、巡撫等，在太平天國爆發前亦多由滿人擔任。兵權更是不容他人染指，作為嫡系的八旗兵，部分用以拱衛京師，其他則駐守要衝之地。漢軍綠營兵權多由滿人掌控，作為二等部隊則被分散和攤薄，散駐在各地，且受八旗的監視。
滿人天性兇殘
征服中原的過程中，為震懾、馴服漢人，滿人曾展現出十分兇殘的一面，曾在江南地區製造很多屠城事件。清軍佔領揚州後，宣布十天不封刀，在該城上演了「百萬生靈，一朝橫死」的慘劇。而滿洲貴族在內哄時，儘管刀尖上的血已不再是異族，甚至是同姓同宗，其血腥程度同樣不遑多讓。為大清創下神州百年基業的多爾袞，死後名譽掃地，同夥被暴力剷除。即使號稱聖祖的康熙大帝，大行後也無法庇護其嫡親子孫，釀下了皇位繼承危機。雍正在採取殘酷手段奪取皇權後，大開殺戒，曾以豬狗命名親生昆弟，用殺戮回報擁戴之臣。號稱「十全老人」的乾隆，恰恰對士子卻不能保全，創下了中國古代文字獄之最，規模之大，牽連之廣，手段之毒，令世人膽寒。
對齧噬國基的貪官，皇帝雖一時很生氣，乃至於生出殺氣，聲稱「斧鉞一日未加，則侵貪一日不止」。但在實際處置中，往住會網開一面，因為在專制體制下，貪官只是對物質的貪墨，作為忠實所命於帝王的奴才，本質上不是挑釁皇權，反而這些人在主子面前永遠是奴顏婢膝，謁力迎逢，甚至於是狐假虎威，狼狽為奸。與權力的壟斷和獨佔相較，忠誠永遠排在第一位，愈是皇朝的中後期，君主的取向和容忍愈明顯。
從大清立朝之初，無論滿漢官員均無尊嚴可言，氣節一早已成侈談。4億人的泱泱大國，由不到3萬人治理。欲擠進統治者隊伍，須舉全家乃至全族之力和個人大半生的投入，一旦跳躍龍門，馬上需要對相關者給予利益反哺。在皇權獨尊、滿人高張下，大多官員很難有所作為，反而多為潛規則所裹挾。天家骨肉相殘，舉世動輒得咎，人人如履薄冰，當生命也不能由自己主宰時，追求當下的聲色犬馬勢成必然。輸誠效忠便是一切，奴性受到稱讚，上有縱容之意，下有僥倖之心，大清官員的腐敗最終釀成全面的墮落。
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世人只知乾隆朝位極人臣的首席大學士和珅被抄家後，僅動產折合成銀兩就多達8億両之巨，相當於帝國20年的財政收入，故民間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諺語。實際上早在康熙末期，就已釀成「各省庫項虧空，動盈千萬」的局面。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頗有先見之明的聖祖曾慨歎道：「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難。」康熙四十九年，戶部內倉虧空案暴露，涉及該部官員112人，侵蝕國庫白銀64萬両。
乾隆後期始，貪腐官員已成大面積淪陷，如山東巡撫國泰「婪索諸屬吏，數輒至千萬」。全省共虧空帑銀約200萬兩，按律可使萬名官員掉腦袋。甘肅布政使王澶望賑災案爆發，一人即貪污白銀300餘萬両，同時牽出官場集體貪腐大案。聖恩浩蕩對涉案者半數免死減等發落下，仍有近60人掉了腦袋，判處發遣留放57人，奉旨查抄者達165人。閩淅總督伍拉納、福建巡撫浦霖事敗後，在籍沒伍拉納家產時，得白銀45萬両，藏有如意100餘柄；查抄浦霖家產時，得金700両、白銀28萬両，田舍價值6萬両。封疆大吏示範效應下，低層官員群起而效仿，「吏治之壞，至此極矣！」四川犍為知縣朱在東被撤職後，查出虧空9萬餘両。因其手中握有向歷任將軍、院、司、道、府賄賂的證據，其案情牽涉大員，令查案總督亦無從下手，最終草草了之。
官吏貪贓枉法，目無法紀
到嘉慶、道光時代，更是無官不貪，貪贓枉法已成為顯規則。為官中規中矩並不具有貪髒名聲的張集馨（出生於1800年），在其編寫的個人年譜（以《道咸宦海見聞錄》之名出版）中記載，他由京官授陝西糧道離開北京時，共計借貸白銀1.7萬両，以向朝廷各類官員送出「出京留別」（當時他的年官俸總收入不過是白銀2000両，而整個國家的歲入也就是白銀4000萬両）。在其任上，一年的官場迎來送往花銷加上進京的「孝敬」，則大約花費白銀5萬両。而他在陝西糧道任上僅僅一年，不但全數還清了借款，還寄回老家江蘇儀徵1萬多両白銀，全年自謙有進項白銀6萬両。
在《道咸宦海見聞錄》一書中，張集馨還透露，此前在任福建汀漳龍道時，曾接待過前閩浙總督顏伯燾返鄉（1841年8月26日，英軍攻擊廈門，顏一觸即敗，旋及退逃同安，隨後被革職）。顏官回廣東連平原籍時行李輜重之多、場面之鋪張、家眷之眾多以及排場之講究，連他也深受震撼。這位賦閑的封疆大吏丟了國土，但貪腐搜括的個人財富似乎卻毫髮未傷。先後十天，每天有大約六、七百名的夫役為顏運送家財過境。最後一日，顏伯燾及其衛兵、苦力、家屬和僕人到境，人數多達3000餘名，張集馨為此需安排酒席達400桌。龍溪縣政府為接待顏伯燾此行，十多天裏共耗資1萬多両白銀，而費用出處最終是從軍費中列支。當地奉文裁汰鄉勇，龍溪縣1200名有名無實的鄉勇正在裁汰其列，縣令蔣令請求張集馨暫緩裁撤，其理由就是要用鄉勇的糧餉填補縣中提供供應的黑洞。
較為諷刺的是像顏伯燾這樣一介貪官，道光四年（1824年）在其任陝西延綏道台時，曾力倡刻制碑文，高調宣稱「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到咸豐三年（1853年），顏甚至有望被咸豐重新啟用，惜無奈病逝。而《清史稿》更稱許他「懷抱忠憤，而無克敵致果之具」。
官僚階層像犯罪集團
貪腐之風所向披靡，連皇帝的私家禁地也逐漸被人染指侵蝕，顯而易見，處於廟堂之上的人，幾乎概莫能外地交叉感染了貪腐這一惡性腫瘤。以節儉出名、常穿打着補丁衣服上朝的道光帝，身體力行「不以口腹之故妄費一錢」。然而為皇帝服務的內務府，卻以此作為創收的來源。據道光告訴近臣，「朕食一雞卵，需錢一千二百枚」。「朕食一小盤白糖，需銀十二両」。道光二十三年，庫吏分銀不均，內自攻訐，其事不能覆蔽，達於天庭。皇帝派人一查，發現戶部銀庫少了白銀925萬両，大清國一夜之間變成了一貧如洗。從事後透露出的情況看，自乾隆朝和珅當權始，戶部銀庫就未進行過認真清理。庫吏侵蝕庫銀，世代相繼已逾60多年。在此期間，多年來奉旨查庫的官員，概在收銀後敷衍塞責；知曉其中陋弊的窮京官和應試舉子則時來敲詐勒索，均能獲得斬獲；掌握證據的御史周春祺（道光十年）恐興大案引發大難，在姻親勸阻後遂罷奏；而稽查時分毫不沾的監察禦史駱秉章（道光二十年）受到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的恫嚇後，選擇了緘口和全身而退。整個官僚階層就像一個犯罪集團，侵害百姓，盜空銀庫，官官相衛，集體犯罪。
任何一個王朝走向衰落，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從吏治腐敗開始。作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官員的優劣直接關係到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當政府成為最大的貪腐機關，官僚階層整個淪為貪墨集團，這樣的帝國無疑已是病入膏肓，必然行將就木。從表面看，自詡為天朝上國的大清王朝似乎堅不可摧，然嘉道年間已是一派「四海變秋色」的衰世景象，經過近兩百年的運行，王朝已積弊叢生，而吏治的惡性腐敗更像白蟻般掏空了帝國大廈的基石與樑柱，西風疾進引發了傾盆大雨，轟然倒塌一定是早晚的事。
下文預告：清朝仕人因循苟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