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的中國角色

 

G20峰會首度來到中國。 9月4日至5日，20國集團（G20）領導人第11次峰會將在杭州舉行。 「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會議主題，準確把握了「後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的脈搏，人們正密切關注此次峰會將如何給全球經濟注入新活力。

 

G20峰會其實是金融危機的產物。它雖由七國集團（G7）財長會議於1999年倡議成立，但是，最初僅舉行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影響有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它成功促成各國攜手應對危機，並建立金融穩定理事會，為危機後全球復甦及改革奠定基礎，因而被喻為「最佳的全球經濟治理舞台」。 G20成員國占全球 GDP 和貿易的80%、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其分量不言而喻。

 

不必諱言，G20也面臨着挑戰。世界經濟仍處在金融危機的陰影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接連幾次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然而，不同於危機時期的各國同心協力，如今，全球經濟體走勢分化，G20的活力和重要性有所下降。最近數次峰會成果寥寥，為數不多的亮點也因執行力度不足而效果未盡如人意，G20峰會在履行其全球經濟合作主要論壇職能上略顯動能不足。 G20峰會被有些論者抨擊為主要經濟體領導人空談和作秀的平台。

 

這些批評或許失之嚴苛，但是，G20確實至今保留着危機應對的特徵，主要討論成員國短期財政貨幣政策，政策協調效果也有所下降。如何實現 G20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的機制轉型，從一個「俱樂部」轉而履行全球共同的責任上來，成為 G20亟須破解的課題。杭州峰會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但倘若能為這一轉型贏得良好開場，幫助成員國克服迷失感，此次峰會就不僅將在 G20歷史上留下重要印記，也將對全球經濟治理產生長遠影響。

 

其實，中國的作用已經突顯出來。在中國作為 G20主席國的領導和推動下，各國已於峰會前達成一系列成果。當發達國家或遠或近走出金融危機時，它們對 G20的熱情難免淡化；新興經濟體增長勢頭不如從前，在 G20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及最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均有密切聯繫，這無疑有利於中國在 G20框架下充分發揮作用。

 

中國的貢獻是實實在在的。今年2月 G20財長和央行行長上海會議召開前，全球外匯市場劇烈波動。儘管會議公報未推出部分市場人士期待的「新廣場協議」，但全球匯市此後很快趨於穩定，公報中作出的「不競爭性貶值」承諾以及會上的幕後協調無疑起到鎮靜劑功效。除了短期政策，在各國財政部門推動下，明確了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項指導原則，並制定了衡量改革進展和成效的指標體系。各國貿易部門則達成了首份全球性投資指導原則。今年基本敲定的成果是近年來 G20框架下最為豐富的。

最可喜的成果是在國際金融架構領域。世界銀行將發行逾30年來第一筆 SDR 計價債券。此舉有利於全球貨幣體系多極化和國際金融體系穩定，對人民幣國際化亦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功在當下，利在長遠。國際金融架構領域的成果還包括，強化以 IMF 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完善主權債重組過程，防範主要新興債權國未來面臨債務危機。中國力主首次納入 G20議程的綠色金融，也成為一項突破性的非傳統性議題。

 

 

世人對此次杭州峰會還有更具體期待。在即將召開的峰會上，各國領導人的雙邊互動也將發揮重要作用。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正處於關鍵時期，兩國領導人在此次峰會期間的互動至為關鍵。中英兩國領導人的會晤，也有助於緩解雙方因英方暫停欣克利角核電站而產生的猜忌，避免英國脫歐後中英雙邊關係從所謂「黃金時代」驟然趨冷。

 

 

着眼長遠，以結構改革為主，輔以適當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有望成為杭州峰會為世界確立的政策基調。首先是反保護主義。全球範圍看，保護主義正在抬頭，減少貿易壁壘的努力轉弱。結構性改革事關增強市場經濟模式和運行，加強開放經濟，許多國家都面臨同類任務。應當承認，在結構改革方面，所有 G20成員國都未做足功課，或多或少存在以短期刺激政策延續或取代結構性改革的傾向。中國如欲為 G20機制注入信心，首先須在國內體制改革上取得突破。

 

G20杭州峰會是中國首次深度參與、主導全球治理的重大國際行動。已取得的成果固然值得肯定，更值得期待的是峰會為全球經濟消除「後金融危機」陰影、邁上新台階夯實基礎。倘若經此峰會，全球經濟更加平衡、開放、可持續，中國的改革開放更加深入，那麼，本次峰會留給世人深刻印象的，不僅是杭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旖旎風光，更有 G20成功轉型、全球治理取得突破的實績。

 

原刊於《財經周刊》，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