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差」呼喚改革利刃

宏觀調控政策只能收短期之效,中長期增長須靠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本是常識。
M1 與 M2 增幅「剪刀差」持續擴大,市場內外議論紛紛,憂慮加劇。 7月,狹義貨幣(M1)和廣義貨幣(M2)增幅之差已達15.2個百分點,接近2009年底的歷史峰值;同時,實體經濟增長的多個指標繼續走弱。這意味着,新世紀以來多年流行的邏輯,即 M1 與 M2 增幅剪刀差擴大意味着實體經濟動能增強,已不再能解釋當前現象。
 

亟須結構性改革

 
寬貨幣未能傳導至寬信貸,是問題實質。央行通過各種政策工具投放的流動性,更多以活期存款形式趴在企業賬上,卻未帶來投資擴張和經濟增長,以致市場上出現中國面臨流動性陷阱或準流動性陷阱的說法。央行為此專門發文澄清,認為 M1 與 M2 增幅剪刀差與流動性陷阱的理論假說之間相距甚遠,二者並無必然聯繫。對此,我們表示認同。中國的利率仍有降低空間,貨幣當局並未失去對利率的有效控制,確實不符合凱恩斯提出的流動性陷阱理論假說的核心要點。
 
然而,不可否認,在穩定經濟增長方面,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益在遞減。中國經濟面臨的是結構性而非周期性回落,貨幣政策的局限日漸顯現。在過去幾年總需求政策的幾輪擴張——收縮中,中國經濟的扭曲和分化進一步加劇,國有部門和民營經濟的分野更加明顯。破解結構性困局還需結構性改革。
 
在整體經濟下行和風險攀升的背景下,各路資金對目前看起來相對安全的政府項目和國企趨之若鶩,而這些如同近水樓台的企業並未擴大生產,或將資金用於償債,或持幣觀望。民營企業則或因「擠出效應」,無法獲得資金,或因擔心增長前景而不敢貿然投融資。
 
經濟是裏,貨幣是表。從2015年3月至2016年7月,M1 同比增幅從2.9%一路升至25.4%。在實體經濟「資產荒」下,金融投機火爆異常。上半年是房地產市場,居民儲蓄大量湧入推動多個城市房價上漲,資金充裕的企業尤其是央企入場,催生多地「地王」頻現。 8月17日,上海內環內的一宗土地創下了最貴地王記錄。此後,隨着多個城市房地產調控收緊,資金轉入債市,利率債和信用債均受追捧,債牛似乎一往無前。近期,隨着債市泡沫和槓桿累積,又有人士預測,一年前遭受重挫的股市有望跑贏債市和商品市場。
 

多年改革滯後

 
這樣的扭曲背後是政策兩難或多難困境。 L 型增長的探底過程可能較長,貨幣政策總量擴張的局限性日益明顯。儘管央行已經強調精準投放,但是,巨量資金依然淤積在資產市場。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無論降息還是降準,不僅需顧忌金融泡沫風險,還需要關注可能帶來人民幣貶值和資本流出風險。
 
財政政策被不少人士寄予厚望,但是,在收入增長下滑、赤字率已定的情形下,財政政策擴張的天花板業已可見。通過加快財政資金撥付進度來穩增長,只能收短期效果。今年上半年,財政資金撥付進度提前,甚至在去年11月就預撥了今年的資金。效果並不理想。到7月,全國財政一般支出同比僅增0.3%,中央本級則下降7.4%,且預計今年剩下幾個月的財政支出增幅將持續放緩,甚至可能出現負增長。 PPP 和專項建設債等準財政政策發力,固然能稍稍帶動經濟增長,但是,其擠出效應和加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負擔的弊端,亦可能導致得不償失。
 
說到底,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是多年改革滯後積累的結構性難題。糾正結構性扭曲,首要的課題是提振民間投資的信心,這需要減少國有部門對資源的過度佔用,有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切實推進。貨幣政策所能做的,是為供給側改革營造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但絕不可能替代供給側改革。
 

增長靠全要素生產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同時做減法和加法。所謂減法,主要指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完成去產能任務,對於確實已成「殭屍」的企業,要順應市場出清,才能減少對金融資源的佔用和浪費;對於有潛在價值、暫時出現困難的企業,可在市場化、法治化的原則下推動債轉股,以期盤活企業。日前,國資委終於啟動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試點,將誠通集團和國新公司的功能側重於持股管理和資本運作。我們期待這一延宕過久的舉措能夠推進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所謂加法,則是要在如何激活民間投資上下苦功夫。民間投資斷崖式下滑,既因擔憂經濟增長前景,亦因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不安全感。今年上半年,國內民間投資下滑的同時,中資企業在海外的投資增長較快。這一現象發人深省,值得關注。
 
宏觀調控政策只能收短期之效,中長期增長須靠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本是常識。然而,在現實中,前者極易令人上癮,而後者則被視為畏途。如今,二者動能轉換已無可迴避。對策也早已包含在過往政策文件之中,諸如切實降低准入門檻、減少稅費負擔、尊重企業家精神、嚴格保護私有產權。 M1、M2 剪刀差呼喚的是改革利刃,剪斷經濟轉型面臨的層層束縛。
 
原刊登於《財新周刊》,獲作者授權刊登。
 
(封面圖片:亞新社)

胡舒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