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洪內澇之患
水災頻仍。長江流域和華北的大水災，沖毀許多人的家園，令人聯想儒家典籍《荀子》的話：「樹成蔭而眾鳥息焉」，「山林險則鳥獸去之」。
這段話可詮釋為：施政要養育、改善自然生態環境，構建可持續發展空間。生態環境良好，宜居之地便能「引鳥築巢」吸收人才；生態失衡，城市或鄉村淪為非宜居之地，居民甚至鳥獸就會遠去。
洪水圍城、泥石流滾滾、PM2.5肆虐，或乾旱、沙塵暴頻頻發生，是自然生態失衡之象，給民眾帶來災害。長江流域7月暴雨，武漢等大城市有外洪內澇之患，也是生態的失衡。
外洪內澇的意涵，一是天降大雨，江河氾濫，洪水沖擊堤壩圍城；二是雨量大，城內積水多，超出地下排水系統的承載力，地下管道殘舊、堵塞又阻礙排水，以致有水漫街道的「看海現象」。
外洪內澇之患，是常見的自然災害，也是人禍。天災與人禍交纏，是疊加之禍。
本文以自然生態平衡的視角，略析外洪內澇背後的體制弊端和生態環境，涉及自然生態體系的脆弱，工業化、城市（鎮）化政策的缺失及其對環境的破壞。
水土流失大生態環境差
自然生態體系的脆弱，在於水土保持的環保工程不足，水土流失的面積廣、流失程度嚴重（表）。
據環保公報等官方文獻，水土流失面積360萬平方公里，佔國土總面積的37%；荒漠化面積260萬平方公里，佔27%。
水土流失大，每年平均損失耕地100畝。土壤鬆散或被沖走，植被生態受破壞，土地蓄水功能衰退；水土流失又加劇江河、湖泊、水庫的泥沙淤積，降低排洪能力。
水土流失和沙塵暴，亦使草原沙化，90%的草原退化。
國務院水利部部長陳雷透露，8萬座水庫受水土流失之害。許多江河的河床增高，從50年代到90年代末，黃河下游部分河段的河床，比地面高出2至4公尺，東北遼河幹流下游部分河段的河床，比地面高1至2公尺，成為「地上懸河」【註1】。
水土大量流失衍生的泥石流和泥沙淤積、「地上懸河」的存在，增加暴雨、洪水時的災害風險。陳雷說：「我國是世界上泥沙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大量泥沙下洩，……降低……水利設施調蓄功能和天然河道洩洪能力，加劇了下游的洪澇災害。」
自然生態體系的脆弱，還在於水資源緊缺，人均的水資源只約為全球平均量的四分之一，耕地的有效灌溉面積約佔全部耕地的一半。許多城市和鄉村，常有乾旱缺水之困，又常因急驟暴雨而面臨水災。
工業化、城市化的政策偏失，資源和環境破壞甚重。向重化工業傾斜的粗放型工業化，以圈地蓋樓房為一大特色的城市化，加劇工業、生活排放造成的水源、大氣、土壤污染。由PM2.5等引發的霧霾天氣日益嚴重，酸雨也肆虐，在440個以上的監測城市中，酸雨較重的約190個佔40%。
沿歷史脈絡 察政策誤失
自然生態體系脆弱，生態失衡帶來自然災害，有特定歷史的沉澱。
英國學者舒伯特．藍姆（Hubert Lamb, 1913—1997）是氣候史專家，他在1982年出版的《氣候、歷史與近代社會》（Climat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World），論析氣候變遷與歷史的關係，涉及政局、政策的影響。
就近代、當代而言，執政者的政治理念、政策與自然生態的保護或破壞息息相關，或是良性互動，或是惡性循環。自然生態體系的脆弱或惡化，包含歷史進程中的沉澱。
文革後的中南海大家長小平說，1957—1977年是「左的20年」。事實是：1957年前就有極左的政策、政治運動和「左禍」。近20年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有毛時代的歷史沉澱，也有毛時代後重複「左」的錯誤之失。
毛時代的經濟增長、經濟政策和政治運動的推行，大都有違背常識、科學之弊，缺乏持續維護自然生態平衡的施政理念和有效舉措。
以糧為綱，向山林、湖泊爭地和「農業學大寨」，是毛農業政策的「內核」。砍樹墾荒和填湖造田，到處開梯田的「農業學大寨」，「大躍進」時（1958—1960）的「土法上馬，全民煉鋼」，大肆砍樹燒鐵鍋、鐵窗「煉鋼」，破壞了森林生態，加劇水土流失，泥石流、沙塵暴頻仍。
50年代，毛下令「除四害」，把益鳥麻雀列入「四害」之一，展開疲勞轟炸的「大圍剿」。麻雀大量死亡，樹木、農田的蟲害大增【註2】。
森林覆蓋低 砍樹釀成災
自然生態體系脆弱的歷史因素，還在於「一黨領導」體制下的官員，大都缺乏真正的科學發展觀，未珍視資源和環境。
從毛時代至今，各級官員重視「面子工程」如城市地面的「華麗建築」和經濟增長率，大都未真正重視森林覆蓋率。
許多地方官未持續有效植樹、育林，構建良好的森林生態，以減低風沙和乾旱、水災的風險；相反的，卻仍未節制伐木和填湖，甚至亂砍樹濫填湖。這是「極左的沉澱」。
國務院林業總局局長趙樹叢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寫道：「我國是缺林少綠、生態脆弱的國家。這些年高速發展中對自然環境有很多『透支』，目前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生態壓力劇增。」【註3】
這一類文章，突顯官員缺乏消除歷史沉澱的反思，反而重複前人之失，以致生態環境日益惡化。
森林覆蓋率一直很低，1981年只有12%，2008年才升至18%，2015年只有21.6%，在全球是低水準之階，人均量更低。
原來有森林生態優勢的陝西省（其歷史因素是今西安市一帶是多個朝代的京城，園林多），森林覆蓋率從1948年的64%下降至2008年的46%【註4】。
濕地持續萎縮。據2014年發表的第2次濕地調查結果，濕地面積略超過5300萬公頃，不及國土面積的5.6%，與2003年第1次調查比較，減少了近9%【註5】。
武漢有百湖 填湖闖大禍
武漢市稱為百湖之城，大小湖泊和濕地多；城市水域的面積，原佔全市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湖泊、濕地有蓄水和洩洪、調節氣候的生態功能。
可悲的，握決策權的黨政官員，大量填湖、填濕地造地建樓房，發展房地產，催谷GDP增長率。許多湖泊、濕地的消失，大大減少了排水的去處，增加了洪水淹城的風險。
據北京的《新京報》7月8日發表的調查報告，從1987年至今，武漢市的湖泊大都被填掉，由127個減至38個，減幅70%；面積由1987年的370平方公里，萎縮至2013年的264平方公里，減幅29%。
其中，沙湖從7.5平方公里（1987），減到2.4平方公里（2013），減幅66%；南湖由14.5平方公里，縮小到7.4平方公里，減幅51%。
除了武漢市，湖北省內其他湖泊的生態亦惡化。省內大湖洪湖、長湖、梁子湖、斧頭湖等，在7月長江大洪水中均超過警戒水位。
填湖造地、炒房地產，大量的濕地被圍墾造田，湖泊、濕地的蓄水和洩洪功能衰退；加上大肆狩獵、過度捕撈、工業和建築污染，自然生態環境大受破壞，暴雨下的洪水造成更大災害。
註3，《人民日報》（北京）2014.12.31，第5版
本文原題〈外洪內澇之困 天災人禍交纏〉，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