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1981）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對毛文革（1966—1976）的「總結」，涉及毛的左傾錯誤和個人崇拜。值此毛文革發動50周年，北京知識界提及這個「決議」，並提醒人們警惕「文革遺毒」。
「決議」前的四千高幹大會，也是現在議論的話題，四千高幹大會除了議論毛極左的政策、政治運動，也觸及他的「個人品質」。
對政治權要 有品德期望
北京官場常說的「個人品質」，指個人的品德（或稱人品、德性）。史學大師錢穆（1895—1990）認為，「天賦人以性」，「由性始有德，故中國人常稱德性」。他說：「人有至善之性，便有至善之德。德又稱品德，品有分類義，又有分等義。」
儒家經典對從政者或知識階層，有品德的期望。《大學》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論語》云：「政者，正也。」法家也重德，《管子．外言．法法》曰：「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
當代的社會治理，對從政者的品德，如誠信、尚善、包容、公正、廉潔等，民眾都有期望。四千高幹大會之議論毛的「個人品質」，與民眾承受了「左禍」有關。
西方的政治心理學，對政治人物的角色有廣泛論述，涉及政治領袖和權貴的人格、理性差異、個人情緒對決策和政局的影響，或其獨特的「精神動力機制」（psychodynamic mechanisms）。
毛發動反右、大躍進、文革運動，或強制「土法上馬、全民煉鋼」和「競放豐產衛星」（水稻畝產只有二、三百斤，編造成上萬甚至17萬斤），就是「精神動力」即家長意志的產物。家長意志的亢奮，與高度集權衍生一言堂有關。
樹絕對權威 避個人品質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政治領袖的「個人品質」是言論、研究的禁區，議論「個人品質」，被視為挑戰領袖的絕對權威，損害其「高大形象」。
即使是上述「決議」，也只是有限度批評極左錯誤和文革災難。它提到毛「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黨的權力過於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紅旗》1981年13期，頁16），並無述評「個人品質」。
唯一例外的，是在1957年「鳴放」時，有黨外名人批毛觸及「個人品質」。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毛說：
「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47）（註一）
突破大禁區 批多疑拒諫
1957年後沒有機會「鳴放」。1980年的四千高幹大會，倒是空前絕後的「黨內大鳴放」，而且議論「個人品質」。
編撰大會簡報的郭道暉，提到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的感慨：「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評了兩個上帝（按：指毛與繼任主席的華國鋒），把多年來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發言者談得比較多的，是毛偏聽多疑，出爾反爾，反覆無常，言而無信。
文革前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克實，提到團中央在1953年擬草團章，寫入用毛思想「教育青年」的話，毛審閱後刪掉。文革時，有人編造胡耀邦、胡克實在團章中刪去毛思想，稱他們是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胡克實說，毛「出爾反爾的事情很多。……我們挨鬥，過不了關，他卻不出來吭聲」。
郭道暉透露，曾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說，毛「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綿裏藏針」；「有時判斷和決策失誤，卻常諉過於人」，把許多罪名「推到劉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
談得多的，還有毛的記仇，愛整人，以整人為樂，發動文革沒有什麼「良好動機」。
無良好動機 文革是整人
據法學界郭道暉的四千高幹大會記錄，發言的李頡伯（按：文革前的總工會副主席）說，毛發動文革「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他提到南寧會議：「在會上（毛）就發作了，說你們1956年反冒進，就是反對我。你周恩來同志說了什麼，陳雲、富春、先念同志說了什麼，少奇寫了社論，你們把自己拋到了右派的邊緣。誰曉得我身邊有沒有睡着赫魯曉夫？將來有一天他作秘密報告……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有些人就把矛頭指向這些同志。黃敬（註二）同志在散會後就得了精神病，後來得腦血栓去世了。」（《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
1956年，劉少奇、周恩來等讓《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是獲毛默許的。1958年初，毛有「大躍進」之想，就大整支持這篇社論的高層幹部。
許多人都說，發動文革是為了反修防止走資是虛假的，實際是編造罪名整人：「有預謀有意識整人，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
人性已消失 狼性大亢奮
高幹的批毛符合事實，但說不上深刻。
文革前許多脫離實際、違背常識、勞民傷財的政策和政治運動，導致物資短缺、大飢荒和三千萬以上的農民餓死，人身自由受限制或剝奪；文革期間的「揪鬥牛鬼蛇神」、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對黑五類及其家屬的大屠殺，都是社會恐怖化的「場景」，關乎毛「個人品質」的缺陷，特別是虐民心態、狼性亢奮。
在高度集權的「一黨領導」體制下，政治權要如果人性強一些，狼性少一些，許多荒誕和傷天害理的事或會大大減少。
改革家葉劍英的「十一講話」（1979），稱文革把人民「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打着文化革命的旗號，大規模地毀滅文化」，人民遭受「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人民遭受苦難，並不只是林彪和江青之責，他們受誰指使？民眾是清楚的。
「浩劫」突顯毛缺乏體恤民疾的人性，在狠鬥、狠整人的狼性亢奮之下，民眾特別是黑五類和文人失去人的尊嚴，民眾特別是農民的生命價值不被珍惜。
註一、1949年前，陳銘樞（1889－1965）曾任廣東省主席、行政院副院長；50年代任人大常委；張奚若（1889－1973）在1957年時是教育部部長。
註二、黃敬（1912—1958），今政協主席俞正聲之父，為國務院科委主任。原名俞啟威，國民黨要員俞大維（曾任國防部長，其子娶蔣經國女）之侄。黃敬之妻范瑾曾任北京市副市長和《北京日報》社長。他在三十年代的情人江青（李雲鶴、藍蘋、李進），後來成為毛妻。毛文革時，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范瑾則被指為反黨分子關押。
（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