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於十三年前，一名中學教師在法庭上供稱：因處理一宗課室秩序問題，遭學生身體上的襲擊及謾罵，接連的遭遇令她精神受創，自此患上「創傷後壓力症」（PTSD），雖獲發病假六年，但無法重返校園工作。事件教她告上法庭，控告僱主及校方違反僱傭合約及疏忽，索償逾三百萬元。辯方的精神專家指出，原告的問題精神狀況輕微。
這裏也許得解釋一下什麼是「創傷後壓力症」。「創傷後壓力症」是精神病的一種，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冊下的一個定義。指出人在遭遇或對抗壓力後，其心理狀態產生失調之後遺症。醫學界的發現是具有「創傷後壓力症」的病患者，海馬體（HIPPOCAMPUS）異於常人。症狀包括「做惡夢、性格改變、情感疏離、失眠、逃避令到發生創傷回憶的事物、易怒、過度警覺」，造成這種病症的經驗包括「孩童時期遭受身體或心理上的虐待、經歷性侵害、暴力攻擊、經歷戰爭、打鬥、嚴重的車禍、意外的事件、目睹關係親近者的突然死亡、自然災害、難產、校園或職場霸凌」。患者產生生理或心理失調，影響日常生活。「創傷後壓力症」並非不治之症，只是屬於非常態（abnormal）的病患，有很多患者無須服藥，只需進行簡單的認知行為療法（CBT）就完全把病人的行為常態化，但這點有待專家解說了。
以上個案當然是一個教師壓力的極端案例。教師工作量倍增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教師自殺已不是新聞，報章通常只把教師自殺簡單化成教師「睇唔開」，「工作壓力大」，把自殺教師的背景說一遍。不同教育團體或學者替「教師工作量」、「教師壓力」這些議題作過問卷調查。然而香港更需要有專業人士就潛在罹患抑鬱症的教師作更深入的研究，替香港教師作支援。
大環境下壓力上升
造成教師壓力與日俱增的原因眾多，其一當然與大環境有關係。隨着女性教育程度日漸提高，單身男女的比例增加。即使是男女雙方組織了家庭，基於各種原因，雙職家庭的比例仍是主流，已婚女性延遲生育或什至不育的情況十分普遍。家庭結構已由以往的大家庭改變至現在的核心家庭，伴隨而來的當然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常規教育服務的需求減少，教育這個產業不再如八十年代蓬勃風光。學校在面對這種外在環境改變的同時，承受很大的壓力，作為當中的僱員，當然有切身感受。
其二是自九十年代開始，問責這股思潮席捲世界。教育界亦毫不例外，學校訂定發展計劃，完成文件內容，工作數字化，可以放在學生的時間少了。懂得體諒的持分者當然是教育界的福氣。然而有更多的情況是教師一時情緒失控的畫面給上載至互聯網，隨便在youtube搜尋，簡直觸目驚心。不難想像，教師在處理學生課堂學習時很需要穩定自己情緒，及需要支援。最近的一宗案例更是一位家長因親眼目睹幼稚園老師把學生的書包掟在地上，靜靜拍下事發經過，把短片上載至互聯網。涉事的幼稚園在知悉情況後隨即承認錯誤，向家長發出通告道歉。有關學校單位避過了一場公關災難，但社會上對教師的不信任卻並未減除，而尊重程度依然日漸降低。有些不理解這個已默默起革命的行業的業外人士，並未察覺問題的存在，以為教育行業是社會的一個避風港，他們依然認為這個行業有良好的職業保障，獲得持分者的尊重，自己能做到「傳道、授業、解惑」，相信工作壓力相對不大。
傳統功能被取代
過往教師傳授知識的功能其實已逐漸被現代科技、私營興趣班、補習社的公開考試雞精班所取代。隨着現代科技的進步及家長教育程度的提升，香港學生智力的發展一直優於全球，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報告顯示，香港在很多分項都名列前茅，美國明尼蘇達州報章《GazetteReview》公布全球首十個最高智商的國家，香港以平均智商107居於首位。家長在栽培學生智能發展方面花了很多功夫，在中產階層尤為明顯。假如學生不能在課堂專注學習，進而作出騷擾性行為，確是教師在教學生涯中面對的一項挑戰，特別是各項現行法例或附例對未成年的學生進行諸多保護。倘若這些行為只是一些沒有敵意的惡作劇，可能是學生想和教師打成一片的良好願望的小動作，聰明的教師或許能以幽默手法處理，但耳聞目睹的卻是更多搗蛋破壞或敵意行為，又或者是無傷大雅的小事變成課室師生衝突的對立面，阻礙了課堂的常規學習。這些問題學生一輩子都記着曾和他們對立的教師的過錯，把教師當成仇人，但其實他們極需要循循善誘，獲得成年人的靈性薰陶。
面對這些與日俱增的問題情況，教師顯得有心無力，投鼠忌器更是司空見慣。如果學生不肯坐定定的聆聽，師生關係不見良好，又如何傳道和解惑呢?教師不是不想付出愛，構建關愛校園用盡心力，正常人也需要休息叉叉電。也許我們的社會除了保護未成年的學生外，還需要多一點關心教師身心健康，在減輕教師的壓力之餘，為教育帶來更多產出及正能量，開心的教師能感染學生，也為我們的社會帶來希望。教師承受超越自己所能承受的壓力，對教師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響，精神健康的教師能在關愛校園的環境下把孕育下一代的工作做得更好，這也是我們社會的福祉。下一步該怎樣做，大家自己想一想，自己找答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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