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刺激 重改革

經濟再獲信貸「大輸血」。日前，央行公佈數據，一季度銀行新增信貸4.67萬億元，創歷史新高，超過全球金融危機深重的2009年同期。在經濟企穩基礎日漸夯實之際，決策層應避免過猛刺激政策，加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不僅可防範「硬着陸」風險，亦可使中國經濟儘早實現新舊動能平穩轉換。

 

今年中國經濟錄得「開門紅」，主要拜政府投資所賜，正是信貸井噴為其提供了充足彈藥。這些資金的主要流向不是嗷嗷待哺的高新製造業和高附加值的服務業，而是用於房地產按揭貸款和城投平台融資。二者融資需求猛增，又系穩增長政策發力的結果。細查之，房地產按揭貸款迅猛增長，主要受地產新政刺激。 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房地產「去庫存」目標。今年2月初，央行宣布降低不限購城市的首付比率，一、二線城市房地產銷售火爆，居民中長期貸款隨之放量。城投平台融資需求擴張，則與去年以來的財政政策加碼息息相關。數以萬億計的地方債置換持續推進，使地方城投平台的債務成本顯著下降，負債期限明顯延長，也增強了其獲取銀行信貸的能力。房地產回暖帶動土地出讓金收入上升，又提高了城投平台的信用資質。

 

依靠信貸刺激，驅動經濟回暖，絕非長久之計。它令人擔憂中國經濟重返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式增長老路，也必將為經濟長期增長埋下隱患。

 

首先，資金持續湧入高槓桿部門，進一步加劇債務風險。房地產和城投平台皆屬高度依賴負債的部門。過往數年，政府曾大力控制其風險。如今，巨量資金重又流入此類部門，將可能使先前努力付諸東流。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過高，已成中國經濟心腹之患。在經濟潛在增長率降低的背景下，高槓桿將使企業背負沉重債務。一旦債務滾動鏈條集中斷裂，很可能對宏觀經濟造成猛烈衝擊。

 

其次，過度刺激後的政策回撤，很可能引發經濟震盪。刺激過猛，難免造成新一輪經濟過熱和失衡，未來政策回撤在所難免。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部分一、二線城市已在3月底陸續出台反向調控政策，4月初房地產銷售應聲回落，便是一聲及時的警告。

 

過度刺激也不利於改善經濟結構。基建投資將給產能過剩行業注入「強心劑」，近期鋼價反常猛漲便與此關係密切。倘若基建脈衝帶動鋼鐵企業供給回升，這顯然有悖於今年初國務院提出的鋼鐵去產能目標。如此一來，本可淘汰的過剩產能將誤以為找到新出路，有的「殭屍企業」將趁機上演「還魂記」。此外，這還會造成資源錯配，對高新產業和第三產業形成「擠出效應」。

 

如果說前期經濟下行壓力過大，強力刺激尚可理解的話，如今，政府托底經濟效果初顯，繼續維持同一刺激力度就未免弊大於利了。決策層應抓住時機，把重心轉移到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來。

 

中共18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府為改革付出了不懈努力，但是，正如不少官員所坦承，在不少領域，改革進展並不理想。去年底以來，決策層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燃改革熱望，但也有學者警示，「要防止改革像冰上開車那樣空轉」，文件一道接一道，卻難以落實。

 

供給側改革著眼長遠，重在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擴大有效供給。其牽涉面很廣，當前，應抓準重點、熱點和難點。

 

「簡政放權」應當是其核心內容。中國政府已宣布提前完成減少1／3審批權的目標，但仍有過多管制，嚴重束縛著經濟活力與創新能力。在諸項改革中，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公認成效突出，然而，僅僅由於工商總局商標局「缺紙」，企業商標註冊證便被延遲發放七個多月，近來發生的這一極端事例表明，改革前路依然漫漫。

 

在發達國家過往實施的供給側改革中，減稅居於特殊地位。多年來，中國政府致力於「結構性減稅」。從5月1日起，營改增試點將進一步擴圍，今年減稅金額將超過5000億元，然而，與約20萬億政府收入相比，減稅力度依然偏小。當前，許多行業、企業經營困難，如何用政府收入的「減法」，換取企業效益的「加法」，還有許多文章可做。

 

再以體制改革中的「硬骨頭」國企改革為例，18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國資委須從原來的管人、管事、管資產，轉向以管資本為主。這是國資管理頭號改革任務。然而，數年過去，這一改革並未取得實質進展。欲切實實現所有制平等，清除計劃經濟體制殘餘，國企改革必須加快。東北、山西等國企密集的地區當前的經濟困難，也在呼喚國企改革提速。

 

貨幣當局已經註意到信貸增加過猛的問題，曾對信貸投放偏快的情況發出警告。但是，欲對「信貸爆炸」釜底抽薪，必須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只有加快供給側改革，才能為這一轉變提供體制保障。

 

原刊於《財新週刊》，本社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