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上周，有兩條新聞頗引人關注。一是中國經濟 2016年開局平穩，一些重要指標好於預期；二是落實領導幹部「 能上能下 」新規取得進展。這兩條新聞看似並無密切關聯，其實不然。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欲成功轉型，固然主要依靠市場激發民間創新潛能，但亦需各級領導幹部勇於作為和擔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上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特別是新動能成長對抵消傳統動能減弱、保持就業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這表明，政府前期採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效應不斷顯現。領導幹部隊伍調整，無疑對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大有助益。2015年，《關於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規定（試行）》（下稱「若干規定」）出台。隨後，多地制定實施細則。據中組部統計，截至去年底，31個省份共調整縣處級以上幹部584人。近日，湖北又調整28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廳級官員。可以預期，這種調整將是常態。

 

 

中國發展方式轉型迫切需要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主體則是新型官員。當前，資本回報率下降、勞動力總量萎縮和世界產業分工模式的轉變，使得一些傳統產業陷入困境，也催生了新經濟。新經濟是更符合中國未來資源禀賦結構的經濟業態，其特徵有三：高人力資本投入、高科技投入、輕資產；可持續的較快增長；符合產業發展方向。新近發布的3月財智 BBD 中國新經濟指數（NEI）顯示，新經濟已佔整個經濟32.1%。中國經濟的未來，即取決於新動能能否及時彌補舊動能的減弱。

 

要發展新經濟，需要釐清市場與政府的邊界。在中國，新經濟大多屬於行政管制的範疇，在企業的准入、監管乃至人事制度領域，均存在不少過去體制遺留的障礙。應盡快推出負面清單，為新經濟鬆綁。在舊經濟保持增量的同時，通過新經濟提質。未來，高科技產業和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將是中國經濟的新引擎。與過往靠基礎設施投資和製造業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相比，政府調控與監管的觀念、體制均需轉變。過去那種把持行政審批來大上項目的做法，顯然行不通了。

 

有鑑於此，過去兩年，中央政府持續深化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然而，改革空間依然巨大，當前應重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未來，各地的競爭將是全新的競爭，即將過去的 GDP 競爭，轉向公共物品提供的競爭、地方問責體系的競爭、地方財政穩健性的競爭和民主治理的競爭。這對幹部的知識結構、價格觀和精神狀態都提出了高要求。當前，中國經濟地區走勢分化明顯，已顯示出這種競爭的端倪。

 

 

幹部隊伍的現狀並不完全符合這一轉變要求，怠政是目前最突出的問題。貪腐現象曾嚴重破壞地方投資和營商環境。經過持續的反腐風暴，「不敢腐」的氛圍已初步形成。然而，在不少地方和部門，卻出現了大批「南郭先生」和「縮頭先生」。有些地方用人有「三三制」之說，即有實績的幹部、有關係的幹部和「拍馬屁」的幹部各佔三份之一。在有些地方，新提拔的經濟主管官員係轉崗而來，舊經濟尚且不懂行，遑論推進新經濟。

 

決策層三令五申治理不作為現象。「若干規定」明確了十種必須及時予以調整的情形，其中既包括不嚴格遵守廉潔規定者，也包括「不敢擔當、不負責任，為官不為、庸懶散拖，幹部群眾意見較大的」，「不能有效履行職責、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務，單位工作或者分管工作處於落後狀態，或者出現較大失誤的」。這雖係針對幹部隊伍建設全局而言，但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能否將地方經濟引上新路，無疑是考核的重點。

 

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制度才是改革的基石。它不是一場運動，不能為完成任務而湊指標，要提防其演變為新的面子工程或者政績工程。其重點是解決幹部「能下」問題。「下」就是給能者騰位，為改革鋪路。

 

能不能下，考核是關鍵。規則明確、程序公正是考核有說服力的第一道保障。操作中要統一規範，尤其是對於不同級別、不同崗位以及不同業務，何為不適宜擔任現職，應有具體量化準則。調整還須透明，全面聽取各方意見，尤其是公眾看法，細化監督機制，讓結果和程序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被調整者心服口服，而不能流為「一把手」說了算。「能上能下」還應有激勵機制，兼顧壓力與激勵。激勵並非減少約束，而是給幹部施展才華留出充足空間。

 

選什麼人其實是風向標。重用改革促進派，實為過往30餘年中國改革發展的基本經驗。決策層強調把那些想改革、謀改革、善改革的幹部用起來，這對於不確定性頗多的中國經濟， 意義格外重大。大力提拔敢闖敢試的官員，方能有效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搭建更多開放平台，提供更優服務，助力新經濟成長。

 

原刊於《財新網》，獲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