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與李澤厚談教育

 

 

劉再復：耀明兄約請我們寫篇〈高科技下的人文科學與人文教育〉筆談，我們不如就這個問題討論一下。你在《告別革命》和其他書籍中，多次表達一個觀點，說20世紀是語言學的世紀和機器統治的世紀，而21世紀則是教育學的世紀和從機器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世紀。因此新世紀的目光應當移向教育，最重要的是要把教育本身視為目的，而不是手段。

李澤厚：不錯。我於1996年台灣版《我的哲學提綱》序言中曾說：「歷史終結日，教育開始時」，並說明教育不應再成為實現其他事務的手段，如成為培育資本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專家、培育封建社會所需的士大夫的手段，而應當以自身即以塑造人性本身、以充分實現個體潛能和身心健康本身為目的、為目標，並由此而規範，而制約，而主宰工藝（科技）——社會結構與工具本體。

劉再復：這也可以說，教育不應以培育生存技能為目的，而應當以提高生命質量和培育生存意義為目的。至少可以說，生存技能與職業技能是第二目的，只有塑造人、塑造優秀人性本身，才是教育的第一目的、根本目的。

李澤厚：中國傳統（特別是儒學、孔子）是以「教育」——「學」為人生要義和人性根本。那麼什麼是「學」？我在《論語今讀》「學而」第一章曾做這樣的解釋：「本章開宗明義，概而言之：『學』者，學為人也。學為人而悅者，因人類即本體所在，認同本體，悅也。友朋來而樂，可見此本體乃群居而非個體獨存也。 」在《論語》以及儒學中，「學」有廣狹兩義。狹義是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學」，​​即指學習文獻知識，相當於今天所說的讀書研究，但就整個來說，孔門更強調的是廣義的「學」，即德行優於知識，行為先於語言。我所說的「教育學的世紀」，就是教育應當返回到「學為人」、「德行優於知識」以塑造人性為根本之古典的道。

劉再復：你的哲學思索在近年來不斷走向精深，特別是因為你意識到現代和後現代的精神危機，思索的重心也有所轉移，這一點，能認真從你的著作中讀出的人恐怕不多。例如你剛剛所說的「人類即本體所在」的問題，也就是你的人類學歷史本體論，70、80年代，你強調的是工具本體，而在《我的哲學提綱》之後，特別是在《波齋新說》中，強調的則是情感本體、倫理本體。情感本體的塑造，就是人的自然化，即要求人回到自然所賦予人的多樣性中去，使人從為生存而製造出來的無所不在的權力——機器世界中掙脫和解放出來，以取得詩意生存，取得非概念所能規範的對生存的自由享受。你所說的以教育為目的，也可以說，就是以塑造情感本體、倫理本體為目的。只有這種塑造，才能從20世紀的語言／權力統治中（科技語言、政治語言、「語言是家園」的哲學語言）解放出來。

李澤厚：近年來我的思考重心雖然是情感本體，但是70年代末與80年代初，我就預感到這一點。我在1981年發表的《論康德黑格爾哲學》中就說：「這可能是唯物史觀的未來發展方向之一：不僅是外部的生產結構，而且是人類內在的心理結構問題，可能日漸成為未來時代的焦點。語言學是20世紀哲學的中心，教育學——研究人的全面生長和發展、 形成和塑造的科學，可能成為未來社會的最主要的中心科學……這也許恰好是馬克思當年期望的自然主義人本主義，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成為同一科學的偉大觀點。」這篇文章寫於20年前，那時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因此，我的思考重心不能不放在「工具本體」作為基礎的問題，但是我也預感到未來時代的焦點並非工具本體問題。20年來世界科技的迅猛發展，使我感到這個焦點已無可迴避。教育面臨的最關鍵的問題乃是能否把人培育成為一種超機器、超生物、超工具的社會存在物，而不是機器的奴隸和僅能使用工具的存在物。

 

劉再復：你的這些理論表述，歸結到我們討論的題目上來，也就是21世紀應把人文教育作為教育的重心、教​​育的前提。教育當然也應當要有知識教育，但應以人文教育為前提。正如培育製造原子彈的學生，首先應教育這個學生樹立和平利用原子能造福於人類的觀念。塑造這一信念應是前提。錢穆先生用中國古代的哲學語言說，認為應培育學生有格天、格物、格心的能力，格天、格物都是人與自然的關係，而格心則是人本身的心性。21世紀的教育應回到以「以格心為前提、為目的的中國古典傳統。這一意思如果用斯賓格勒的語言來表達，那就是對人的第三進向即第三維度的培育應成為教育的主要目標。他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說，人除了寬度及長度（世俗平面維度）之外，還需要有深度，所謂深度，就是第三維度，就是人文維度。他認為人之所以成為人，並非因為人擁有世俗的平面的生存進向，而是因為人擁有精神靈魂的立體存在空間。他作出一個結論：「深度的經驗是一個前提，許多由此衍生出來的事物，都須依此前提而定。」（《西方的沒落》第四章）我覺得，今天的教育部門，只有認識到人文教育乃是一切教育的前提，教育才有希望。而建設一個現代新國家，也只有以人文科學為前提，這個國家才可能屬於新時代。

李澤厚：你剛才說不能以「生存技能」為教育的目的，這是對的。如果以此為目的，就失去人文前提。前兩年我和詹姆遜（F. Tameson）對話時就說到這一點，教育不能狹義地理解為職業或技能方面的訓練和獲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人如何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相互對待和社會交往活動中發展一種積極健康之心理。現在我們還有五個工作日， 身處農業和不發達地區的人們更承受着過量的工作。如果有一天全球都實施了三天工作制，情況就會大不一樣。到那個時候，人類會做什麼呢？這是一個關係到我們的未來的嚴肅問題，教育課題會極為突出。也就是說，到那個時候，「格心」的問題、「第三進向」的問題、「人的自然化」問題就顯得格外突出。

劉再復：美國的大學在二戰之後的一段時間很重視人文教育，大學一、二年級的基礎課程中，人文方面佔有很大的比重。但是中學教育除了私立的教會學校具有「德育」之外，其他中學似乎沒有「德育」之維，只有知育與體育這兩維。隨着高科技的發展和伴之而來的生存壓力的加大，學校的目光愈來愈淺，只重視「生存技能」的培育，德育之維已經消失。

李澤厚：美國中學的這種趨向可能還會反映到大學中。以功利主義為主要基礎的現代高科技的飛速發展，對人文教育的衝擊是負面大於正面。我對未來相當悲觀。

 

人文教育、人文學科無論在基本觀念、指導思想、格局安排、教材採用、教學各方面都日漸淪為科技的殖民地。人也愈來愈嚴重地成為​​一半機器一半動物式的存在。怎樣辦？不知道。作為人文工作者大概也只能發些空喊。

劉再復：儘管帶有空喊性質，但我們還是要吶喊，要鳴警鐘。最近我從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看到一則消息：坐落於加州的高科技象徵地——矽谷，擁有全美國最昂貴的房屋市場和全世界最集中的投資資金，但也是美國貧富最為懸殊的地方。例如，帕洛阿爾託的一間四房式小屋標價為220萬美元，最後卻在激烈的競標下以320萬美元售出。另外一間標價為49.5萬美元的一房式屋子則以75萬美元成交。與此相比的另一極狀況則是許多非科技人員沒有棲身之所。在矽谷五名居民當中，就有兩人無法負擔平均每月1,700美元租金的兩房式公寓。愈來愈多的教師、警員、消防員、抽佣的銷售人員正在尋求無家可歸庇護所的服務。不少人每月付400美元住在車房或睡在陌生人客廳的地板上。加州金融部門，把這些人稱作隱形的貧困在職人員。矽谷的狀況當然只是個極端的例子，但它發出一種信號：高科技的發展正在改變人類的生活結構，它已造成巨大的生存壓力，並可能造成非科技部門與人員無處棲身的困境，其中當然包括人文科學與人文教育人員。我們姑且把高科技造成的生存壓力和改變生態結構的力量稱作「矽谷效應」，這種效應不僅影響美國，勢必也會影響中國。

李澤厚：這種效應肯定有，而且會影響社會的各個層面。經濟這一社會存在的力量的確太強大。但是我們又不能認為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個絕對真理，而應當承認社會心理、社會意識有其獨立的性質，而且隨着自由時間的增大，物質生產受制約於精神生產這一面的可能性與現實性也愈趨明確，因此，高科技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科學至上、技術至上觀念等等，也可以通過人文的力量給予制約，將它規範在一定的限度內而不再任其無限膨脹。

劉再復：人文科學與人文教育的作用，正是在於建立做人的基本規範，維持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準則、倫理原則、心靈原則。高技術的發展本來是好事，但是，如果任其無限膨脹也會帶來災難。例如複製人的現象（克隆人）如果任其發展，就可能改變人類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瓦解維繫社會秩序的基本價值體系，它對人類的挑釁可能比原子彈、氫彈還要大。在中國，高科技事業雖然遠不如美國發達，但是，它也將影響未來中國的面貌，也將衝擊人文教育。中國的人文教育將面臨雙重的壓擠，一面是原來就有的意識形態的壓擠；一面則是高科技的壓擠。用你的語言表述，人文教育就要變成意識形態和高科技的雙重殖民地。

李澤厚：面對高科技的發展，提出「科教興國」的口號是好的。但是，不能把這一口號當作鬥爭策略，只着眼於國，不着眼於人。只着眼國力的強盛，就會只顧技術，不顧教育，其實，真的要興國，首先得興人，用魯迅的話說，便是先立人而後立國。而立人的關鍵是人文教育。以往的人文教育的確受到意識形態的衝擊，人文教育的內容主要是政治意識形態內容。在高科技時代的影子下，人文教育可能更無棲身之所。這樣看來，還真的會變成雙重殖民地。

劉再復：中國的教育，無論是中學還是大學，都有智育、體育、德育三個維度，這是好的。但是，上世紀下半葉在德育上，有一個大問題，就是以意識形態的教育取代人文修養的教育，即做人的基本教育。這裏發生了一個目的的偷換，即以培養意識形態工具（政治工具）取代對優秀人性的塑造。同此，德育的內容便以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唯物主義世界觀為重心，而忽視（甚至棄絕）人的基本品格、基本行為規範、基本道德情感​​（如同情心、憐憫心等）和人類的基本價值觀念（真、善、美等）的教育。如果說，美國的教育是向職業功利偏斜的話，那麼，中國則是向政治功利偏斜。這種偏斜造成中學生和大學生（特別是理工科大學生）的人文學養很低。如果我們要做一項測驗，考察一下一個完成大學教育的中國理工科大學生和一個法國中學畢業生的人文學養水平，我相信，中國大學生可能會輸。

李澤厚：只有體育、智育的教育，是以功利主義為基礎，意識形態的教育，也是以功利主義為基礎。而人文教育恰恰不能是功利主義的。它要着眼於民族與人類的長遠前途。如果談功利，那麼文學藝術是最沒有用的。但這種「無用之用」，恰恰是百年大計。

劉再復：人文修養包括哲學、歷史、宗教、倫理、法律等多方面的修養，而其中有一項至關重要的是文學與藝術的修養。我在北京的時候，曾經呼籲過教材改革，主要的意思是說，從小學、中學到大學，課本上的文學藝術內容實在是太片面、太蒼白了。所謂片面，就是太重意識形態化而「太不文學」和「太不藝術」了。所謂蒼白，就是只有很稀少的一些具有「人民性」的中國古代詩文和一些現當代「進步」作家的作品及外國的一點可憐的文學點綴品，其他的全然不知。既不讀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陀斯妥耶夫斯基，也不讀卡夫卡、加繆、福克納，至於達·芬奇、米開朗琪羅、莫奈、凡·高等的藝術，更是沒有立足之地。蔡元培很偉大，他那麼重視「審美」、重視人文，就因為他知道教育的首要使命是為學生「立心」。不能為孩子們立心，怎能為天地立心？

 

原文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