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與李澤厚談教育

 

劉再復：在《告別革命》中，我記錄下您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下一個世紀需要有一個新的文藝復興，這一次復興與西方文藝復興相比，其中心主題仍然是重新肯定人的價值，但主要不是從宗教的束縛中而是從機器（工業機器和社會機器）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也就是所謂「告別現代，返回古典」的意思。與此相應，您還提出另一思想，即20世紀是語言學的世紀，21世紀將是教育學的世紀。這是一個大題目，我們應當繼續做這個題目下的文章。

李澤厚：這是個大題目。20世紀是科學技術加速發展的世紀，是科學技術最廣泛、最深入地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世紀。科學技術極大地提高人類的物質生活質量，使人類往前跨進了一大步。但是，科學技術也使許多人變成它的奴隸。人變成電腦的附屬品，人被機器所統治。這恐怕是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

劉再復：人的進化與人的異化並肩而行，這是非常重大的現象。人不停地改善工具，20世紀初人類絕對不會想到二十世紀末竟是電腦的世界，能夠發明、使用電腦的人類和比僅能使用打字機的人類當然是一種進化，但是，人們也沒有想到，人類製造電腦之後，也為自己製造一種異己的存在，人變成電腦的附件，變成機器的奴隸和廣告的奴隸。人的異化現象確實已經發展到驚人的程度。這樣，如何擺脫異化現象，就變成下世紀的中心題目。

李澤厚：異化是一個巨大的題目，但又非常具體。如何擺脫機器的支配，如何擺脫變成機器附屬品的命運，這又涉及到教育這一關鍵。

劉再復：說下一世紀將是教育學的世紀，便是說，下一世紀應是以人為中心、以教育為中心學科的世紀。對於學校而言，更應當意識到：當今的教育是處於人類被物化、被異化的大環境下的教育。我很欣賞杜威講的一句話，他說學校對社會潮流應當有一種天然的免疫力，即與潮流保持一種批判性的距離。現在社會潮流是物慾壓倒一切，是物慾對人的異化，學校對異化應有一種免疫力，即應有一種批判性的認知。我們的對話正是期望人類能從20世紀的異化存在返回古典式的本真存在，即不為物慾所統治的存在。

 

李澤厚：人要返回真正的人，除了必須擺脫機器統治的異化，還要擺脫被動物慾望所異化，這兩者是相通互補的。人因為服從於機器，常常變成了機器的一部分，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緊張，單調而乏味，因此，一到工作之餘就極端渴求作為生物種類的生理本能的滿足，陷入動物性的情慾瘋狂之中，機器人就變成動物人。這樣人實際上成了一半是機器，一半是動物。20世紀70年代我就提了這個問題，但未展開論述。

劉再復：既走向機器，又走向動物，現代人應當意識到自己正在過着一種可怕的鐘擺式的生活，即在機器與動物之間擺動的生活，一面是異化勞動，一面是極端奢侈。中國也正在進入最奢侈的時代。如果只是在這兩極擺動，人就不是意義的存在。

李澤厚：我說21世紀應當是教育學世紀，也是說應當重新確立「意義」，不能像20世紀一味地否定意義、解構意義。通過教育，重新培養健康的人性，便是重新確立意義。

劉再復：20世紀是一個否定的世紀，或者說是一個解構的世紀。在實踐上，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機器便否定和解構了人，這是工具對人的批判；在理論上，則是另一種工具否定，另一種對人的解構與批判，這就是語言對主體的解構，也是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真、善、美）的解構與批判。下一個世紀要恢復人的意義和尊嚴，就應當在理論上批判關於語言的絕對理念，既肯定語言的積極作用，又拒絕語言對意義的剝奪；我們既肯定是工具理性，又反抗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統治。

 

李澤厚：語言重要，但語言不是人的根本。語言是人不可缺少的工具， 離開語言人就無法生存。人通過語言使自身更加豐富，更加多彩，但語言不能代替人本體。

劉再復：人是歷史的結果，而不是語言的結果。人的存在意義是自身賦予的，不是語言賦予的。人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也被歷史所創造，這就是你所說的歷史積澱，語言也是一種積澱，但不是歷史積澱的全部。

李澤厚：不是根本。我一再講的是兩個本體，一是製造和使用工具的工具本體，通過製造工具而解決衣食住行的問題，這是與動物的區別，動物只能靠它們的四肢，人則靠工具維持生存，這是物質本體。另一個是人通過各種生活活動使得自己的心理成長，人有動物情慾，要吃飯，要性交，這是人的動物本能，但人在這些活動中所產生的心理不同於動物的心理。人不僅和動物一樣能性交，更為重要的是人會談戀愛，這就不一樣。而人的戀愛有非常複雜細緻多種多樣的情感，能通過寫信、交談、寫詩、寫各種文學作品來表達，即弗洛伊德所說的「昇華」。動物性的要求、感覺都會昇華，而且因人不同，這就形成個體差異。這種心理通過文化（如文學藝術作品）的歷史積澱，使人性愈來愈豐富，而個性差異也愈來愈突出。所以不僅是人的外部世界不斷變化，人的內部世界也不斷變化、豐富。我以為現代人的感性不知比原始人精緻、周密、豐富多少倍，所以我不贊成一廂情願地盲目崇拜原始人、自然人。我不贊成盧梭。複雜並不是壞事。當年批判知識分子比工農的情感複雜，批判欣賞月亮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我想，難道看月亮聯繫到大餅就是高超、優越的工農情調嗎？

劉再復：這個世紀的語言哲學應當說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們充分地意識到語言的中介作用，充分地意識到語言對人的制約。這不能說沒有道理。人類的思維發展到20世紀，變得非常複雜，許多新的複雜的精密思想要表達，往往受到語言的阻礙。20世紀人類進入訊息時代，世界各國、各地方的交流空前頻繁，各種語言的翻譯也是空前地繁榮。這個時候，就會更強烈地發現語言的誤差和表達的困難，以及發現人被語言所支配的現象格外嚴重。積極的語言觀，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是，後來他們把語言描述成人的根本存在，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西方學者創立了最後家園，甚至不是人去掌握語言而是語言掌握人，用語言的功能問題取代人自身的意義問題，這就陷入謬誤，這就丟失了主體也丟失了歷史本體，尤其是丟失了人的目的。人要向語言挑戰，從語言的牢房中爭取解脫，而更重要的是要向人的根本困境挑戰，爭取從機器的束縛中解脫。走過20世紀，我倒感到還是康德的二律背反最深刻，黑格爾的「一」，導致對「本質」的追求和迷信，語言解構主義者竭力打破這個「一」，反對本質主義，把「一」打成碎片，這有功勞，但同時把主體打成碎片，把人打成無意義、無靈魂的碎片，則值得質疑。我覺得把歷史、世界、人解釋為碎片與解釋為「一」的本​​質世界同樣有問題，我們正處在本質被強調到極點與本質被粉碎到極點的中間點上，我想康德的二律背反倒是最有道理的，它分清不同層面、不同場合，在某個場合中，講本質講人的主體性是符合充分理由律的，在某個場合中，講解構講反本質主義也是有道理的。此時因為反本質反主體已走到極端，所以我們才重新講人的價值和講歷史的根本。

 

李澤厚：我們講主體性，講人的價值，很重要的一點是講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在機器面前人失去自由，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如何去恢復這種自由？這裏有一個如何爭取自由時間的具體課題。科學在繼續發展，人的工作愈來愈難離開機器。我們的辦法不是去打碎機器，而是想辦法爭取更多的自由時間、私人時間、情感時間。現在每個星期工作五天，將來要是能減少到三天，有四天的私人時間，人的價值就不同了。當然這裏還要注意如何擺脫、克服社會機器、廣告機器等等的控制問題。今天人的自由時間也常常被它們所左右和主宰了。

劉再復：文學藝術很注意自由時間，但這是主觀上的自由時間。我們這裏所講的自由時間，應當是客觀上的自由時間，即在現實生活層面上的自由時間。人首先應爭取擴大、延長現實的自由時間，然後再在這種時間中展示想像，創造精神生活，創造真正的自由時間。沒有現實的自由時間，就談不上教育、文學，談不上從容的性情陶冶。

李澤厚：現實的自由時間太少，一個星期有五天或更多的時間要作為機器的附件，這就意味着人還是作為工具本體存在着，或者說被工具本體統治着，只有自由時間多於工作時間，心理本體佔統治地位，人性才能獲得發展。這才是歷史唯物論的辯證法和出路。

劉再復：學校教育的重心是培養人的健康的優秀的心理本體，而不是工具本體。明確這一點極為重要。如果學校給學生太多壓力，整天評比，整天計較分數，勢必會誤導學生去追求外在的虛榮和機械的作業，而不懂得從根本上培養學生對本學科的濃厚興趣和高貴的心靈，那麼教育就失敗了。美國學校過於自由也過於放任，中國學校則太嚴太多壓力，這真會把孩子們愈教愈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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