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前撰文比較港英時代採用的「積極不干預」原則和今屆特首梁振英提出的「適度有為」口號。文中清楚指出，「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方針，是由上世紀70年代時任財政司夏鼎基定下的，與之前的財政司郭伯偉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原則截然不同。「積極不干預」不是自由放任，而是政府可以干預，因此須深思熟慮後（「積極」）才決定「不干預」。（見批「積極不干預」容易，「適度有為」不見成績）
想不到近日梁振英以數千字的長文回應自由黨主席鍾國斌對他的「適度有為」的批評時，竟然用郭伯偉解釋「自由放任」的說話，當成「積極不干預」的意思——這是這位（對香港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的）財政司從來未用過、也不會用的。難怪被梁振英點名而人氣急升的鍾國斌立刻回文指出此謬誤，並引述夏鼎基在1980年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說解釋「積極不干預」為證據。
除了鬧出個低級笑話外，梁文對「適度有為」的闡述，即「當場失效，未能發揮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其實完全可以容納在「積極不干預」的框架內。關鍵是如何決定市場失效而已。
「適度有為」不適度
我在前文指出，上屆特首曾蔭權早於2006年已公開棄用「積極不干預」這句術語。因此我不明白為什麼梁特首今天突然把它掘出來大肆鞭撻。撇除政治陰謀論，他此舉可能是為了推銷新人新口號的「適度有為」。
問題是：梁振英似乎認為他的一切有為措施都是適度，不容置疑，於是「適度有為」便等於自把自為。當有權有勢，又因為獲中央支持而可以不理會民意的特首自把自為時，結果必然帶來災難。
以梁特首引以為傲的限奶令為例，這個有為措施是否適度，值得商榷。我當年便撰文指出，解決內地人來港搶購奶粉問題的正確辦法，是確保本地媽媽買到奶粉，而不是採取損害香港自由貿易原則的禁制出口。事實上，前者正是沒有實施限奶令的澳門特區政府的做法。正如鍾國斌指出，限奶令催生水貨客用螞蟻搬家的方法，每次帶限量奶粉過關，令北區「逼爆」，激化中港兩地居民矛盾。為求賺快錢，我們也看到不少長者挺而走險的慘情。
還有，當年政府雖然拒絕為限奶令設立「日落」條款，但承諾會定期檢討，以期達致取消這項權宜措施的目標。到了今天，檢討不見了，權宜變永久。這是什麼性質的有為？什麼標準的適度？
「積極不干預」亦容許干預
在「積極不干預」的時代，港英政府興建地下鐵路、新機場，制定十年建公屋計劃，為中產人士推出居者有其屋、改革銀行業，整頓股票交易所等數之不盡的有為措施，為香港的經濟、民生、房屋、金融奠定穩固、甚至是世界一流的基礎。在不提「積極不干預」的特區時代，政府何嘗不是在有需要時有所作為，例如在創新科技方面，興建數碼港、科學園、設立創科基金、應科院，成立創新科技署等。
又以雙辣招為例，之前的曾特首對樓價飆升可能後知後覺。但推出壓抑樓價的措施在港英時代便做過不止一次。這亦是「積極不干預」容許干預的例子。
每個政府的基本責任是為人民服務，所以標榜「有為」是廢言。在一個自由經濟體系，政府在有需要時決定干預或監管市場運作，不存在原則性的問題，甚至是理所當然。因此藉貶「積極不干預」揚「適度有為」，沒有任何政治以外的實質意義。在這次梁振英與鍾國斌的辯論上，恐怕有實戰經驗的工商界和有理論知識的經濟學者，都不會覺得梁振英的論述有什麼過人之處。
應有為時反無為
諷刺的是，標榜「適度有為」的今屆政府其實有不少應該有為，卻主動或甘心選擇無為的情況。例如，經濟發展與人口結構息息相關，這是政府研究人口政策的原因。影響香港人口增長、分布和質素的重要因素，是每天150個來港的單程證人士。但政府一直以中央有憲制權力決定如何審評為由，拒絕討論這個課題。在適度有為的原則下，為什麼特首不可以與中央商量，看看配額可否調整，或者香港可否參與（不是最終決定）審批？當遇上更大的政治勢力時，「適度有為」是否變成「無能為力」？
再舉兩個本地的政治阻力例子。第一、政府基建工程開支不斷飆升的主要原因，是本地勞工短缺。在「積極不干預」的年代，港英政府為興建新機場制定相關的輸入勞工計劃。今屆政府卻不能在這方面適度有為。
第二、醫療市場失效的主要原因是香港不夠醫生。回歸前，香港可以容納英聯邦醫生。回歸後，政府不敢像新加坡般輸入外地醫生。這個無為是適度嗎？
擴建尖沙咀星光大道不公開招標的「有為」事，最近惹起極大爭議。政府的解釋是，這是個不牟利的公私營合作項目。這是否「適度」的另一個標準？
現在距離施政報告還有幾個月。我建議政府就「適度有為」的準則、範圍和心目中有哪些有為措施諮詢公眾、經濟學者和相關業界，聽取持份者的意見，例如什麼事情需要政府「有為」，如何才是「適度」而不是不足或過分，甚至哪些地方市民希望政府有為，而政府卻長期無為等。我希望財政司司長積極參與這項諮詢。
再說一遍，特首不懂經濟不是大問題，但以為很在行而自把自為卻會造成災難。
（封面圖片：亞新社）
原刊於《信報網站》，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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