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曲終人散，令不少人留下美好回憶。我在家中電視熒幕上看比賽和開幕及閉幕儀式，感觸甚多。
令我反思的是那幾幢嶄新的建築物：典禮和田徑賽用的「鳥巢」（國家體育館）和游泳跳水的大本營「水立方」（國家游泳中心），在夜晚燈火照耀下，煞是好看。從長距離的鳥瞰鏡頭中看，鳥巢是暗紅色，水立方則是蔚藍色，相映成趣；在白天陽光下看，原來鳥巢的基色有二：灰和紅，整體則呈橢圓形狀。兩幢新建築呈明顯對比——「天圓地方」，似寓有深意，將來說不定也會成為當今世界新建築中的里程碑。
這兩幢建築物皆為洋人所設計，鳥巢出自瑞士的赫爾佐格（Herzog）和德默隆（de Meuron），水立方則由澳洲一家建築公司PTW負責，主其事的建築師是約翰·保林（John Pauline）。但一般觀衆可能沒有注意到另一幢比鄰的建築物——奧運辦公大樓和電信通訊中心，號稱「數字北京」（Digital Beijing），完全沒有窗戶，密不透風，夜晚則可以看到流水狀的燈光照明，設計者是中國建築師朱錇，一個在美國柏克萊得到建築與城市設計碩士學位的「海歸派」。
這三幢建築都是面向國際公開招標的產物，三者的風格完全不同，矗立於北京奧運公園中心，和周圍的北京建築環境似乎也沒有什麽連繫，顯然都是故意「不和諧」但又「有話可說」的嶄新建築「物體」。
不和諧的物體如何有話可說？
我用了三個淺顯的「關鍵詞」：不和諧、有話可說、物體（也算是我初學建築詮釋學的一種嘗試），為的是探討它們背後的文化意義。十年之後，學建築的研究生來作實地參觀的話，又會作何解釋？
我覺得「不和諧」最適用於鳥巢的設計：它狀似圓形但不規則，以衆多弧線鋼筋構成網狀結構，令人一看就是動態的，恰好印證了運動場的功用。這不禁使我想到一句建築學上現代主義的老標語：「形式即是功用」（Form is Function）。其實反之亦然：「功用即是形式」。然而西方建築史上的現代主義景點建築卻大多是四四方方或長方形的，外面是玻璃，高聳入雲。我當年在芝加哥住的那幢公寓（由Mise Van der Rohe設計），即屬此類。然而赫爾佐格和德默隆的設計又一反這個傳統，是否又可稱之為「後現代」？但所用的材料皆非就地取材，更無後現代式的通俗（Vernacular）或戲耍之意，行內人一看就知道：蓋起來難度甚高，全幢沒有一根支柱，全靠層層疊疊交織成網狀的鋼架支撐，難怪台灣的一本雜誌《藝術收藏+設計》也在一篇專文（由《北京新建築》一書的作者林美慧執筆）中大加稱讚。這顯然是二十一世紀前瞻性的創意產品，它的作用是帶動新風氣，展現新景觀。
我曾在前文中提到，這幢體育館是為觀衆而設計的，它的動感全由觀衆而來，甚至在眾聲喧嘩的飽和狀態中最能表現它的「動力」，原先的「不和諧」感覺也因之而消散，融入一種人的壯觀場面之中。功用推動了形式，形式也發揮了功用。
但這種功用卻不是為了金錢或營利的現實考慮（不似大多數的香港地產建築物）而營造的。據這篇文章所載：原先的造價高達39億人民幣，後來（2004年）北京中央希望推行「節儉辦奧運」，把預算減到23億，自此原先設計的移動天棚被去除了，並將鳥巢中央的開口擴大，以減少鋼鐵用量。好在修正後的效果並未較原設計遜色太多，然而這件「建築品」的完整性還是打了折扣。
「百鳥來朝」 匯聚世界的氣量
鳥巢以後作何用途？當然是運動和運動會，沒有屋頂，到了冬天下雪或雨季怎麽辦？它原來設計的全天候功用行不通了，一個使用率減少的運動場，功能當然也會相形減低。其實，奧運會本來的宗旨是以運動帶動風氣，而不是促進趾高氣揚的民族主義或商品消費。運動場絕對必要，但也必須對全民開放。如果勉強把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奧運掛鈎的話，我認為晚清的「東亞病夫」形象並非只靠幾十面金牌就可以全面改觀：國際性的運動會既是競賽，也是培養一種世界觀和風度；「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夢想的既是和平，也是民主，而二者的基礎皆是全民參與。我想赫爾佐格和德默隆設計的鳥巢，原義也出於此，它並不突顯建築物本身的雄偉和獨立自主，恰恰相反，它的開放性結構是需要人氣來填充的，這也是設計的原意。至於許多附加的外型象徵詮釋，諸如紅色來自紫禁城故宮的顏色，灰色影射北京的灰土，或把波浪形的鋼條設計比作民間的纏線球或彩陶器上的花紋，都有點牽強附會，何不乾脆說：鳥巢就是為了「百鳥來朝」，但「飛」來的不只是各國運動員，還有觀衆。
我在前文中曾提到，有的西方建築師希望以新的建築設計來改變原來的生活環境，甚至影響社會現狀，這類宏圖是否可以通用於北京，還看明朝。
原刊於《亞洲周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