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人從渴望與中國結交到欲罷不能

世人常說清朝閉關鎖國，實際上在大清王朝的近300年裏，真正使用行政措施嚴格執行閉關鎖國，前後只有21年。1662年，為應對奉朱明為正朔的台灣鄭氏的騷擾，康熙皇帝下令，禁絕所有口岸的對外貿易，並將沿海居民內撤30-50公里。到1683年，隨着台灣問題的解決，清廷隨即解除了海禁。

開放口岸官員從中舞弊貪污

兩年後，按照康熙皇帝的諭旨，大清開放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今連雲港附近）四個口岸，允許外商到這些口岸自由通商。政府分設四個海關，徵收稅賦並管理來往商船。只不過是從放開海禁伊始，在大清官僚的集體性舞弊下，四個海關即充斥着陋規，幾乎每一筆進出口業務都須與賄賂相關聯。因為海關監督任期為三年，第一年的盤剝，只能彌補此前為獲得該職位在北京作出的前期「投資」。而次年的收入，必須要去滿足給皇帝的貢奉。最後一年，所有利益方能歸己所有。

由於隱形的陋規可協商浮動，迫使西方商船在四個通商口岸之間不停遊移。據曾在大清海關工作的美國人馬士描述，1701年，東印度公司試求在寧波通商，派船一艘前往，並且以101,300鎊作為一個賭注或「投資」，但同年對廈門的「投資」僅有34,400鎊，對廣州僅有40,800鎊，這次嘗試以失敗告終，因為寧波加徵的額外勒索比在廣州更繁重。其後1715年，東印度公司選擇在廣州設立商館，進行對華貿易。

提高關稅把商船趕到廣州

在利益驅動下，西方商船漂浮不定，直接影響到四個通商口岸之間稅收的此消彼長，給四個地方的官員帶來了紛爭。乾隆皇帝既不願意看到夷船從南方擴散到北方，同時又希望保有一個帝國與夷人之間的視窗，以此彰顯天朝對恭順熟番的恩賜，順便也能給宮中進貢一些西洋的新鮮玩意兒。於是他並未從整頓吏治入手，而是採用了兩廣總督的提請，大幅提高寧波等三個口岸的關稅，希望盡可能把西方商船趕到廣州去。

粵海關監督多由內務府官員出任，直接向皇帝負責。按天朝特色的壟斷，洋人被限定只能與廣東的外洋行（產生於1686年，由官吏委派富戶擔任，有一定潛規則，多時20家，少時七、八家，沿明朝之習稱「十三行」）做生意，其他人嚴禁與外商接觸。在通商口岸一家獨大後，廣州對外國人的勒索明顯上升。1754年，廣州更推出新的保商制度，洋商的一切事務都必須由保商承包，但同時各種名目的勒索則只多不減。

誤信中國懷柔遠人寫狀紙觸犯龍顏

為突破廣州貿易困境，東印度公司指示其職員中文翻譯洪任輝（英國人詹姆士．弗林特）設法開拓局面。1759年，洪乘船來到寧波，意圖以行賄等方法打通貿易管道。被拒絕上岸並驅逐出境後，洪轉道前往天津，迷信於中國「懷柔遠人」的美妙說辭，欲徑直向大清皇帝請願。於是洪任輝找人寫了狀紙，指控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等官員敲詐勒索，指斥外洋行故意拖欠貨款，希望天朝皇帝改革現行貿易制度，保護洋商正常貿易。洪又通過行賄的方式，把狀紙送給直隸總督方觀承，由其轉呈乾隆皇帝御覽。

看完野蠻人的狀紙後，皇帝龍顏大怒——乾隆最大的憤怒，不在於他選定的官員們貪贓枉法，而是對這個非我族類的夷人的大膽魯莽和不夠恭順。歷來在滿洲人的思維裏，中華古典的讀寫能力本身即是一種權力，遞交請願書只能是上層階級的特權，夷人的擅作作為，豈不是在挑戰「天威」。同時，在中國竟然有人幫夷人寫狀紙，此中隱情必定是中外勾結。況且，這個夷人對天朝恩賜的貿易機會，非但心懷感激，反而是滋蔓難圖和桀驁不恭。凡此種種，無一不是有辱天朝的體面。

關閉三口岸限制洋人貿易

天朝憤怒後果的十分嚴重：洪任輝被冠以「勾串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和擅自學習漢語的罪名，被圈禁於澳門的前山寨，判蹲大牢三年（實際上押了兩年10個月）。給洪任輝寫狀紙的大清臣民劉懷，則按「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財物例治罪」被斬首示眾。在四口通商70多年後，遷怒於夷人的不夠恭順，大清決定關閉漳州、寧波、雲台山三個口岸，僅留廣州一口通商。為嚴加防範和管束，兩廣總督李侍堯提呈《防範外夷規條》，經乾隆御准後公開執行。這些對洋商的苛刻管束措施被西方人斥為「令人髮指」，諸如商船須停在江外，不得進入虎門；女性眷屬不得進入廣州商館；洋人不得乘轎，不許在江中取樂；洋人不准學習中文；在廣州洋商，其起居活動，僅限於劃定的外十三行區域；洋人不得呈遞稟帖，如有陳述須由行商轉呈；貿易季節以後，洋人不得滯留廣州，必須回國或撤回澳門等等。

外交探求

一直以來，對於廣州視窗的半開半閉，特別是中英這種間接交往並且十分不平等的方式，英人很難接受。到18世紀末，為試圖衝破大清廣州貿易制度的限制，更主要是力爭脫離「一個遙遠省份政府的腐敗和濫用職權」，真正實現與大清帝國的直接接觸，英國決定通過外交手段打開困局，直接派遣政府使團前往北京，同中央王朝進行直接談判。

1787年，英國決定派遣卡斯卡爾特中校為大使，率政府使團前往中國。大使的薪金和使團的費用均由東印度公司支付。政府在給使團的訓令中，表達了對現有廣州貿易制度的強烈不滿：「在這裏，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被中國人的團體所破壞，我們的大班不准公開進入中國法庭，中國拒絕公正的執行其法令，我們駐廣州的大班全都處於一種蠻橫無理、遭受壓抑的境地。」於是政府給使團下達的主要任務有三：一、擴大對華貿易，消除貿易障礙；二、希望中國政府給予一處居留地，便於存放貨物，開展貿易；三、中英兩國互派公使進駐彼此的首都。使團於1787年12月乘維斯塔號快速戰艦啟航，次年6月1日，大使中途在班卡海峽不幸病逝。維斯塔號被迫返回，中、英政府間的直接交往一拖又是數年。

1792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的名義，派出了英國乃至歐洲歷史上最龐大的使團出使中國。正使馬嘎爾尼爵士是享譽歐洲的外交官，早在1764年曾出任俄國特命大使，做過議員，先後擔任過加勒比群島、印度馬德拉斯總督。副使喬治．斯當東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牛津大學法學博士。英政府十分看重這個組合，希望能以他們的學識、經驗和個人魅力來影響大清帝國的君臣。出行中國前，英方為使團擬定了此行的四大目標：其一，在舟山、寧波、天津登岸貿易；其二，在北京設立商行；其三，在舟山劃一小島、容其存貨、休整；其四，在廣州正常納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