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糧食改革無退路

大年過後，春播在即。彷彿與此相呼應，「糧改」再度啟動，有望成為2016年成效最顯著的一項改革。

 

糧食一頭牽着市民，一頭牽着農民，一向被中國政府視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商品，施以重重控制和保護，此前數次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均遇難即折返。糧食成為市場化進程嚴重滯後的一個領域。這帶來嚴重後果：以政府定價、政府入市收購的托市收購為標誌，糧食價格信號扭曲僵化，流通市場主體愈加單一，產業鏈陷入「死局」，糧食產量、進口量、庫存量奇異地「三量齊增」。重重矛盾下，農曆新年前夕公布的2016年「一號文件 」做出重要決定，再啟糧改。主糧、玉米的托市收購改革是其重點。

 

 

這對於中國「三農 」改革乃至市場經濟改革，有標誌意義。中國政府一直期望在保障糧食安全、保障農民利益、保持糧食市場穩定之間獲得平衡。目前實行的托市收購是在2004年糧食流通體系市場化改革中、「保護價」已經逐漸退出後，復又推出的。十年托市收購，雖然取得過階段效果，但以犧牲市場為代價，跡近飲鴆止渴。自2014年起，中國已從東北地區大豆、新疆棉花開始，率先改革托市收購，試點目標價格制度，即政府不再直接入市收儲，將目標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補貼給農民。此次主糧玉米被納入改革，無疑釋放了更強烈的方向性信號。這意味着，對於在糧食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流通領域貫徹市場化原則，終於形成了共識。如若玉米改革能夠成功，口糧稻穀、小麥的托市收購改革或將進一步推進。

 

糧食問題錯綜複雜。從表像上看，三量齊增問題最為突出。中國糧食生產成本迅猛上升、競爭力下降，固然是形成這一局面的基礎性因素，但是，托市收購造成糧食價格無法反映市場供求、產供銷割裂、品種品質不適應市場需求、國內外價差加大，是導致此「死局」的直接原因。由於庫容無法無限擴大，糧食又無法順價售出，當初政策設計者規劃的「敞開收購、順價銷售」已經宣告失敗。

 

 

確立市場化改革方向，不僅是開解當前困局的一把鑰匙，更重要的是，價格指揮棒將在農業領域充分發揮資源配置作用，這對於中國農業提質增效、轉變生產方式，形成與資源禀賦相適應、能夠發揮比較優勢的農業生產結構和模式，真正提升全球市場的競爭力，至關重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是中國近40年改革開放實踐得出的寶貴經驗，在糧食領域亦不該成為例外。

 

固然，受制於中國目前以弱勢小農為主的農業格局，以及由此帶來的農業基本信息統計能力、農村產權、城鎮化水平、組織程度等多種因素，找到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困難可想而知。值此糧改重啟之際，當以歷史上幾度折返為訓，迎難而上，堅定市場化改革決心。

 

 

糧食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改革闖關，有一些基本問題需要進一步理清。

 

一即糧食安全。保障糧食安全是中國糧食政策的出發點。應該看到，中國糧食的基本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首先，隨着中國城鎮化推進、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口糧的消費量將保持穩定，甚至有所下降，居民的食物消費將多元化，肉禽蛋奶水產水果等的消費量總體將呈增長趨勢。其次，隨着中國勞動力成本和生產成本抬升，土地密集型作物競爭力顯著喪失。而中國「入世」時只為糧食爭取到了最高65%的關稅保護。國際市場對中國農產品市場影響不斷加大，將是中國農業面臨的基本環境。一味強調糧食安全乃至糧食自給，既無必要，亦不現實。中央應時而動，提出「大食物觀」，強調更主動地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但是，保障「穀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仍是底線。對這一底線的定義，關乎下一步改革的邊界。

 

一個關鍵問題是，糧價是否完全放開。從新疆棉花、東北地區大豆目標價格試點來看，執行成本過高，業內普遍認為，難以拓展到主糧；並且，執行目標價格政策，仍屬干預價格，會引起供求信號混亂和資源錯配。下一步，主糧價格要不要徹底放開？若完全放開，在市場信號與政策目標之間，孰輕孰重？又如何尋求合理的干預手段？這些問題必須解答。

 

二即如何保障和提升農民收入。先進國家農業現代化經驗早已表明，中國不可能依靠補貼富裕農民。絕大部分農民的出路在農業之外，在城鎮。而農業要成為中央和社會希望的有吸引力的產業，留在農業的農民要致富，出路在於農業產業化、現代化，發揮中國農業比較優勢。

 

這並不是說，政府無可作為。相反，戶籍改革、農村產權改革、農業科技、農村教育、農業基礎設施、農民組織、信息服務、參與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等方面，政府需要大有作為。

 

春節期間，多篇「返鄉記」在社交媒體流傳，紛紛嗟嘆農村破敗、農業危殆、農民艱困。徒有嘆惋是不夠的，出路在改革與發展。打破體制枷鎖，以價格市場化理順產業鍊和農業結構，釋放中國農業潛能，方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