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大選看中美關係

隨着預選日前在艾奧瓦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舉行，美國2016年總統選戰序幕已經拉開。中美戰略關係正經歷重大而複雜的變化，而這場大選沒有現任總統或其班子成員尋求連任或參選，因此，未來中美關係走向如何，令人關切。

 

 

奧巴馬總統上任八年，是世界格局和中美關係風雲激蕩的八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的弊端盡顯，中美互為因果的貿易失衡關係難以為繼，由此釀出重重矛盾。危機後，中國在全球經濟重要性相對上升，尋求在國際舞台更大的發言權，包括參與 G20 等全球治理機制、推動 IMF 改革、建立金磚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加入 IMF 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在美方看來，這些舉措挑戰了其在全球經濟事務上的傳統主導權。中國擴大的政治軍事影響力，也讓個別鄰國產生了疑懼。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政府一度力推「重返亞洲」策略，以圖夯實美國在亞太經濟與政治事務中的領導力，卻因烏克蘭危機、中東局勢惡化和伊斯蘭國的興起而力不從心。因此，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在美國國內多受詬病，對於更為進取的外交政策呼聲強烈。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勝選，都可以預期，美國對華政策將有顯著調整。

 

同時，美國民眾過去幾年來對中國印象整體卻有所惡化。據皮尤全球研究中心2015年9月公佈的一項報告，2013年以來，美國民眾中對中國持有偏負面印象的比例超過了一半，比對中國抱有正面印象的比例竟高出15到20個百分點。這逆轉了2012年之前幾年美國民眾對中國總體更抱好感的情況。

 

這些因素自然反映到美國兩黨參選人的競選話語中去。當前，預選辯論焦點仍以國內事務為主，但是，各位候選人都已不可避免地談到了中國。對華貿易逆差和就業轉移，是橫貫左右的一致關切，從關注勞工權益和社會公平的民主黨左翼參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到依靠煽動排外情緒獲取人氣的共和黨參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無不把這類問題掛在嘴邊。不止於此，南海問題、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等，也頻繁出現在參選人關於中國的評論中。眾所周知，兩黨中，共和黨更具現實主義思維，也更強調從軍事層面制衡中國。來自佛羅里達州的聯邦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和來自得克薩斯州的聯邦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對中國批評最為激烈，主張最為強硬。

 

 

這並不意味着，這些參選人就一定要與中國為敵。實際上，兩黨政客都承認與中國合作的必要。民主黨人強調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各國協力，重視中美經貿關係；共和黨人也看到，要解決朝核等全球安全問題，中國不可或缺。在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實下，管控矛盾、尋求共贏仍是主流。美國政治的多元和制衡特徵決定了，極端的政策主張難以佔上風；意識形態導向再強烈的領導人，也須在現實的多重博弈中找到理性落腳點。政客們在競選階段為吸引一部分選民而不無誇張的主張，進入實際政策制定和執行階段，必然要受到多元利益的約束，趨向緩和。

 

但是，隨着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的演化，特別是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塑造世界秩序，中美關係必將進一步複雜化。經濟上，兩國還將相互滲透依賴，同時面臨永恆的利益競爭；政治上，兩國體制的反差日益凸顯，對話的機會增多但溝通的難度卻在加大。中美和平共處，需經過雙方努力方可達致。中國領導人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顯然是意識到了這種複雜性的挑戰。其要義是管控分歧、防止戰略誤判。不過，要真正避免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並不能僅僅依靠兩國領導人的承諾和意願，更要正視兩國結構性矛盾在各自社會造成的深刻影響，並加以妥善應對。

 

 

格外需要警惕的，是被猜忌與怨恨所綁架的民族主義情緒。毋庸諱言，民族主義抬頭，是當今世界範圍內的普遍現象。這恰恰是全球化深化後經濟社會矛盾積聚的表現。即便在深深受益於全球化的美國，就業流失、貧富差距導致社會憤懣不斷鬱積，在此次大選中便被特朗普等另類政客所發掘，發出貿易保護、拒斥移民的經濟民族主義主張。在中國，民族主義則與不斷被強化的屈辱歷史記憶、冷戰鬥爭經歷相交織，被30多年艱苦生聚的國力相催化，形成一股日益難以掌控的能量。負面情緒需要充分的公共空間來表達和釋放，否則，它便可能如洪峰激流通過狹窄河道，隨時可能迎頭相撞。

 

37年前的春節，鄧小平訪美，為中國改革開放營造了長期有利的外部環境。如今，中國面臨全面深化改革、轉變發展方式等重重挑戰，同樣需要穩定的外部環境。中美關係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透過此次美國大選，中國方面可真切感知美國民眾如何看待中國影響，知己知彼，尋求理性應對之策。